正文
李牧的這個簡單的道理，在他的前世，可以用另一個非常簡單的概念來闡述，三個字母g每一次交易，都能提現一種市場的價值，而市場價值的總體概念，就是g的一種表現形式。
但這個千年之後的概念，他現在無論如何也是解釋不明白的，除非他能解釋到，讓在場的所有人，都能接受他是千年之後穿越而來的事實。
聽不懂沒關係，能明白基本的概念就夠用了。他所要的，不過就是施行新政而已。
作為一個學習過中國曆史的標準大學生，李牧學習過中國曆史上幾乎所有的主要土地政策，這是他當年高考時候的重點題，是必須考的內容。
中國的主要土地製度，是一條有跡可循的線。春秋戰國時期，土地獎勵軍功，允許私有。秦朝編排戶籍，征發徭役。漢朝開始有人頭稅，而兩晉南北朝到唐朝這段時間，則確立了人頭稅和租庸調的製度。再往後的脈絡，曆史課本上記載得也非常清楚，隨著土地兼並嚴重，租庸調無法實行，中唐變法，改成了兩稅製。戶稅和地稅分開，而北宋的王安石變法，則在此基礎上發展了田均稅法，把戶分等，征收不同的稅賦。
到了明朝張居正時期，推行一條鞭法，賦役合並、將田賦、徭役、雜役分攤在田畝上，即役歸於地、量地計丁、計畝征收、折銀征收。這其實已經有了攤丁入畝的苗頭，而到了清朝施行攤丁入畝，實際上也是因為原有的稅賦政策無法維持，清朝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邀買人心，幾種緣由歸結在一起，攤丁入畝才應運而生了。
這個政策好不好呢？在封建社會的環境來，這已經是最好的土地政策了。它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經濟負擔，因為征收的目標是土地，放鬆了對人口的管製，極大促進了人口增長。而由於田地的數目是固定的，各級官府打馬虎眼的空間進一步縮，雖不能徹底根治**，卻也減少了其空間，變相減輕了百姓的壓力。
可以，攤丁入畝的政策，是封建社會時期，土地政策的集大成者。是非常值得施行，而且可行的一種政策。
李牧認真考慮過，為何在清朝之前，曆朝曆代沒有想過這種政策呢？除了思維的局限性，更多的應該是，當時的社會環境，還不至於走到這一步。而且，走到這一步很難。因為它必須得有一個“推到重來”的前提，縱觀曆史，土地政策改革成功的幾次，都是在一個朝代剛開始的階段，而在中段之後，階級固定下來，即便是皇權也難以更改了。
中唐的兩稅製，某種意義上，隻是緩解了國家的解體，而並沒有改變解體的事實。
現在是貞觀，正是一個機會。李世民是一個有魄力的雄主，且門閥世家的實力處在一個曆史上的低點。若李世民咬牙，能挺得住陣痛，大刀闊斧地改革，一躍千年，並不是一個夢！
李牧已經痛陳利弊，舌戰群臣，把他能做的部分全都做了，如今一切皆在李世民的一念之間，他若能下定決心，這事兒就能成，他若猶豫寡決，這件事就成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