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室乍看上去並無特殊，但房間裏的一些物件透露出主人的特殊身份。比如牆上掛著的一幅字——「仰觀宇宙之大，俯察粒子之微」，落款莫言。楊振寧讀過莫言的小說，但他對現實世界發生的事情更感興趣，最近關注更多的是國際大勢，比如特朗普「要把整個世界帶到什麼地方去」。有時看到了他覺得好的文章，他會通過郵件分享給十幾個關係密切的身邊人。
GreatScientist
科學館的辦公室裏放著一塊小小的黑色大理石立方體，這是清華大學送給楊振寧的90歲生日禮物。4個側麵依次刻上了他這一生在物理學領域的13項主要貢獻，其中最重要的有3項，分別是1954年與米爾斯合作的楊-米爾斯定律（或曰非阿貝爾規範場理論）、1956年與李政道合作的宇稱不守恒定律和1967年的楊-巴克斯特方程。
毋庸置疑，楊振寧是20世紀最重要的物理學家之一。但對於普通人來說，理解一位理論物理學家的貢獻也許實在太難了。著名華裔物理學家、MIT數學係教授鄭洪向《人物》提供了一個形象的說明：物理學界有一個通俗的說法，諾貝爾獎分為三等，第三等的貢獻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貢獻是第一等的1%，60年前楊振寧與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相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獲得的諾貝爾獎是其中的頭等——愛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特獎。
1971年，去國26年的楊振寧以美國公民身份第一次訪問中國，周恩來設宴招待。此後他幾乎每年回國訪問，持續受到中國官方高規格禮遇。他敬佩毛澤東和鄧小平，對新中國抱有很多的希望和敬意。回國定居後，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家國情懷時常從他的公開發言中流露出來。一些人也因此批評他對當下體製批評太少，維護過多。
也許名聲的確是誤解的總和，圍繞楊振寧的各種聲音都對他缺乏真正的了解和理解。在《人民日報》的一次采訪中，楊振寧回應說：「我知道網上是有些人對我有種種奇怪的非議，我想這裏頭有很複雜的成分。我的態度是隻好不去管它了。」
但輿論在某些時刻還是影響了楊振寧的現實生活。
從美國回到清華後，他給120多位本科生開了一門《普通物理》，一位聽過這門課的清華學生回憶，楊振寧的課對於剛剛高中畢業的他們來說難懂，後來讀博士時他才意識到，當年課上聽的是「武林高手」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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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的科學品位也在生活中體現。在他家中的客廳裏，掛著一幅吳冠中的《雙燕》。吳冠中是他喜歡的一位畫家。吳冠中的畫作主題多為白牆黑瓦的江南民居，「簡單因素的錯綜組合，構成多樣統一的形式美感」，他所鍾愛的簡潔的美也在這位畫家的筆下。
在寫作上，他也有同樣的偏好，「能夠10個字講清楚的，他絕對不主張你用20個字、30個字。」楊振寧的博士論文導師、「美國氫彈之父」特勒講過一個故事。特勒建議楊振寧將一個「幹淨利落」的證明寫成博士論文。兩天後楊振寧就交了，「1、2、3，就3頁！」特勒說：「這篇論文好是很好，但是你能寫得長一點嗎？」很快，楊振寧又交上了一篇，7頁，特勒有些生氣，讓他「把論證寫得更清楚、更詳細一些」。楊振寧和特勒爭論一番後走了，又過了10天，交上了一篇10頁的論文。這次，特勒「不再堅持，而他也由此獲得他應該獲得的哲學博士學位」。
物理學家伯恩斯坦曾經回憶過普林斯頓時期楊振寧與李政道二人合作時的情景：一個辦公室靠近他們的人，「幾乎不可能不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討論任何物理問題，都是興致昂揚，而且常是用極大的嗓門。」江才健在《楊振寧傳》中寫道：「楊振寧和李政道扯開嗓門，並且用手指在空中淩空計算，是許多認識他們的物理學家都看過的景象。」
多年後，這個習慣仍然保留了下來。翁帆在2007年出版的楊振寧文集《曙光集》後記中談到了他的這個習慣，「有時半夜起床，繼續準備文稿，往往一寫就一兩個小時。他總是說，一有好的想法，就睡不下來……不過，有時振寧的寫作習慣很有意思：他靜靜坐著或者躺著，舉一隻手，在空中比劃著。我問他：『你在做什麼呢？』他說：『我把正在思考的東西寫下來，這樣就不會忘了。』他告訴我這個習慣已經跟隨他幾十年了。」
麵對他關心的重要問題，他還總是忍不住發表意見，「動不動還是我要寫篇文章，我要表明我的觀點。」2016年，他發文反對中國建大型對撞機，再度引起輿論熱議。翁帆有時嫌他「過於直率」，「你何苦要寫呢？過後又有些人要罵你了。」楊振寧回答：「我不怕。我講的是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