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總量固然重要，人均更為關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總量的快速發展，使得各項人均指標也快速提升，中國人離強國富民的夢想從未如此之近。在巨大的經濟成效麵前，我們可以引以為豪，但我們更應當清醒的看到中國所麵臨的問題。
首先我們應當清醒的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具有兩千多年封建史的國家，巨大曆代文化堆積隨時可能將我們短暫的改革成效化為無有，而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中這樣的事例屢見不鮮。
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中國的社會問題開始出現。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公認的最腐敗的地區之一，這主要是中國的形態比較落後。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直在尋找一條能夠使中國富強的道路，直到今天中國仍然沒有找到一條適應中國發展的方式，在次之前，中國仍然采用古代的以各級封建官僚為中心的社會管理模式。
官本位實際上已不再適用於現代商品社會，用比較原始的社會管理模式管理現代社會，必然導致中國整個管理階層的腐敗現象。
縱觀世界和中國的社會發展規律，進一步證實了一個簡單的道理：這就是社會越發展，分工也就越細，所產生的階級階層也就會就會越多，社會發展了就會產生階級和階層，這是不以人類意誌為轉移的，階級鬥爭不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也不可能依靠消滅階級和階層來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中國現代革命的根本教訓之一。
國有製不等於公有製，而人類曆史發展至今，公有製實際從來也不曾出現過，國有製本來就是私有製的基礎，有國家的存在就不可能真正意義上的公有製，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基礎之上的一種製度，有國家的存在就不可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這是二十世紀世界和中國社會主義運動都歸於失敗的根源所在。
曆史已經證明，在以國家為單位的這種廣義的私有製麵前，人的權利是同他們占有社會生產資料的多少成正比的，當私有製分布的很合理的時候，這個國家會有一個比較淡化的國家管理機構，這個管理機構就會完全公民化了。
國家的各種管理工作完全由公民義務承擔，正向革命導師列寧在他的《國家與革命》一書所說的那樣：“要消滅國家就必須把國家服務機關的職能變為非常簡單的監督和統計手續，使絕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民都能夠辦理。而要完全除升官發財的思想，就必須使國家服務機關中那些無利可圖但“光榮的”位置不能成為在銀行和股份公司內找到肥缺的橋梁，象在一切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內所經常看到的那樣。”
列寧所說的“最自由”的國家使我們聯想起到瑞士、德國、丹麥、瑞典等歐洲一些國家社會主義陣營，它們無疑是德國鐵相俾斯麥等現代早期社會改良者的曆史遺產。
國有製不同於全民所有製，而實際上在沒有任何民主製度保護的國有製，其實際效果是國有製實際就是官有製，數量巨大的國有資產唯一的支配者隻能是各級官僚，國家的各級官僚擁有對國有資產的管理權，對數量驚人的勞動力的支配權，這無疑是各種腐敗的真正原因。
1986年12月5日，中央下發了《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幹規定》，“規定”提出要把國有的中小型企業承包和租賃給個人經營，這實際是試圖把農村的聯產承包引用到城市的經濟改革中，這一做法一大批國有工廠頻臨破產倒閉。
究其原因是工廠不同於農業生產，工廠是現代工業和現代商業發展到一定水平的自然產物，需要掌握現代工業技術的熟練工人、有一定的獨特的生產工藝、有經驗的生產管理者的組合，戰國時代的“幹將莫邪”的傳說就可以深刻的說明這一點。瑞士人把製表當成他們的命根子；法國人的葡萄酒香水；德國人的機械製造汽車技術；美國人的核子利用電腦軟件；幾乎每個發達國家都有他們的獨門技術，而他們工業是依靠多數的工藝水平和管理水平來完成的，在這些國家裏幾乎看不到什麼資本家的專橫和獨裁，而是眾多管理者和生產者的完整結合，這也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在經濟領域的一個完美表現。
由此可見現代工廠是一個是一個集體共同管理經營的實體，是現代科學技術同現代文化的產物。用農業的承包製來搞現代工業是件十分愚蠢的事，這說明當時的中國高層的決策者們對現代社會和現代工業的關係理解不夠。
1988年4月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企業法》的規定，國有企業實行廠長（經理）負責製。各地各單位的“一把手”，大權獨攬，一手遮天，“一枝筆”簽字，什麼帳都能報銷。“家天下”非常普遍。全國每年都有上萬名官員涉嫌行賄受賄和挪用公款，而查出的還是極少數。
權利的集中還導致大量的貪官外逃。媒體曾梳理最高檢曆年兩會的工作報告發現，抓捕外逃官員數量從2007年開始急劇上漲，涉案總金額也從最早的244.8億元上升到2012年的1020.9億元，5年間增長4倍以上。
最高法院前負責人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貪報告》中曾引用有關部門的統計稱，1988 年至2002年的15年間，資金外逃額共1913.57億美元，年均127.57億美元。
“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這是曾經在1980年代出現過的一個現象。舊有體製下的社會精英在改革之下喪失了利益，落後於改革的受惠者群體，當時引發許多人的思考。個體戶發達了，國企職工下崗了。
從八十年代初開始，關於所有製優劣的大討論始終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不斷的持續著，“企業承包”，“破三鐵”，“解決腦體倒掛”，“官員下海”，“國營職工下崗”等等一係列的動作使人目不暇接，而這一切實際上都是中國幼稚的政治運動的持續和新發展。
中國至今還沒有在政治和經濟上探索出一條真正適合中國發展的新模式，而是簡單的在所有製和分配製度上做些文章，這也正是中國缺乏持續發展動力，不能成為世界經濟複蘇火車頭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勞動力最短缺的國家，中國的勞動年齡是18到53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53%，這個數據還在不斷下降，預計到2020年將下降到50%以下。歐美國家的勞動年齡是15到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63%。亞非拉國家是65%左右。從勞動年齡占總人口的比重看，中國排名倒數世界第一。
因此中國的一些社會問題專家不斷要求政府提高中國勞動人口的退休年齡，但實際上這個問題實施起來太難。首先是中國勞動人口的健康問題不允許這樣做。有統計顯示，巨大的工作壓力導致我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達60萬人，中國已超越日本成為“過勞死”第一大國。這樣算來，每天超過1600人因勞累引發疾病離開這個世界。
勞動力短缺不僅影響到中國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更是直接影響到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中國有限農田因為無人耕種而大片大片的撂荒，地少人多的南方地區為解決糧食供應不得不大規模推廣轉基因農作物。轉基因農作物最大的優勢是抗病蟲害，節省人力，而中國農業現在最缺的就是人力！現在還有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在地裏幹活，還能收獲一些農作物，但隨著勞動力短缺的加劇，農村留守婦女也開始進城了，飛速增長各城市的保姆大軍多達幾千萬計。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收人差別在所難免，但中國的收人差別已經超過了國際警戒線。基尼係數為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於1922年提出，旨在定量測定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程度。其值在0和1之間，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趨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趨向不平等。按照國際一般標準，0.4以上基尼係數表示收入差距較大，當基尼係數達到0.6時，則表示收入懸殊。
2013年01月18日，在2012年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公布了中國從2003年到2012年的基尼係數，這其中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
2012年12月9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中國當年的基尼係數為0.61。從中可以看到中國基尼係數連續10年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甚至突破了0.6進入到收人懸殊的行列，這一切都表明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勞動分配差距最不合理的地區。
有資料顯示，中國最富有的1/5家庭占有全國總收入的 50.13%，而美國是44.3%。
在2009年6月份舉行的中國政協十一屆常委會會議上，蔡繼明委員說：“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高於美國。”
2010年世界銀行公布的調查數據，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在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程度遠大於美國，可見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中國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家總體資源的分配不公，百分之八十的資源掌握在百分之二十人的手中，資源包括：土地，礦產，能源，科技產業資源等。
供養政府機構的總體資源令人吃驚的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巨商顯貴以及地方的勢力團體占有總體資源的百分之三十，工人以及農民隻占總體資源的百分之二十。
按人口來看，我國的工人家庭人口以及農民家庭人口的總和為十億左右，政府機構人員和巨商顯貴以及地方勢力團體的家庭人口總和為三億左右。
中國的主體經濟結構是由所謂的全民所有製的國有企業構成，但中國全民所有製的企業中工人已經不再是企業的主人，國有企業的生產關係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企業一切都是企業的高級管理層說了算。國企高管們的年收入達幾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是普通工人的幾十倍、幾百倍。現在的國有企業實際上已經成為少數人謀取個人利益的最好場所。
據統計，當今中國有億萬富翁有三千多個，千萬富翁有三十多萬，占不到總人口的千分之一。統計數據表明構成了大富豪的主要成分很不正常，中國的億萬富豪，官僚子弟或親屬竟占了90%以上。
全球最著名的管理谘詢公司美國麥肯錫公司的調查表明，2008年中國的富裕家庭數量僅為160萬個，在中國所有城市家庭中，隻有1%的家庭達到富裕的標準。放到全國來說，這個比例隻能占到千分之二、三，而大多數人的平均收入仍處於買不起房子，看不起病，孩子上學交不起學費，日消費不到兩美元的貧困狀態。
應當清醒的看到造成中國勞動分配差距巨大的原因並不是勞動價值本身所決定的，而是由中國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識直接影響下形成的，中國上層領導階層連續多年的用帶著嚴重的片麵意識來解決“腦體倒掛”問題，這進一步促使了中國原始的封建“官本位”意識空前複蘇，“以薪養廉”“高工資”“高待遇”已經成為解決“腦體倒掛”問題的基本途徑。
不幸的是特殊的社會環境和土壤已經培養出一個巨大的貪官階級，正是他們的貪得無厭才造了中國社會勞動分配的嚴重畸形。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數據顯示，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全國共查處貪汙賄賂犯罪67505人，涉案金額280億餘。區區6萬多人，3年所涉贓款竟然高達280多億元，遠遠超出了8億農民3年收入的總和。
國家的職能之一就是為創造的財富製造條件並參加其再分配，在這一分配過程中，勞動要素獲得勞動報酬，資本要素獲得利潤，政府因為為生產活動提供了法律和秩序保證，並以稅收的形式取得收入。
勞動報酬占GDP份額通常被用來度量國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程度，勞動報酬份額高勞動者分享的成果就多，勞動報酬份額低則勞動者分享的成果就相對較少。
中國的勞動報酬占GDP份額自1997年開始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局麵，從1997年的54.87%下降到2007年的41.36%，10年下降了13.51個百分點。2007年全國勞動報酬占GDP份額降至39.74%的曆史最低水平。
據《國際統計年鑒》和《聯合國國民收入核算賬戶》等統計資料顯示，北美洲的美國勞動報酬占GDP份額最高，平均達到59.8%，歐洲的英國次之，平均約為56.8%，亞洲新興國家韓國1970~2005年間的平均勞動報酬占GDP份額明顯低於美國和英國，平均為41.9%左右，中美洲的墨西哥勞動報酬占GDP份額則遠低於英美等發達國家，平均為31.7%，僅為美國的一半左右。
用新的地區收入法核算，通過從中扣除城鄉個體勞動者勞動報酬收入而得到了新的中國雇員的勞動報酬數據，1980~2005年中國雇員勞動報酬占GDP份額平均僅為38.9%，大大低於英美等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而和墨西哥這樣的中低收入國家相類似。
通過對中國經濟的宏觀分析可以清晰看到，在1997年以前，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勞動擴張型為主，而1998年之後，中國經濟發展則逐漸向資本擴張型轉變。導致中國出現資本擴張型技術進步的重要原因是中國引進技術的類型和自我創新能力不足。
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往往技術研發能力較弱，加上政治製度經濟體製的因素，自我創新的動力和激勵不足。因而，發展中國家的新技術和新設備往往需要從發達國家引進。
發達國家勞動力資源相對稀缺，其技術進步往往是降低勞動成本為先決條件下開發出來的最優技術。資本擴張型的技術進步製約了廠商對勞動力技能的需求，更不利於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提高，這成為中國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長期低水平穩定的重要原因。
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中國出口貿易中資本品比重迅速提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資本品出口比例持續增長，從1980年的47%增長到2007年的474%，增長了9倍多，雖然從2003年起，資本品出口比例的增速有所下降，但仍呈上升趨勢，這表明中國資本品出口比例在將來一段時間內還將繼續增長。
資本品出口比例的迅速提高必然要求大量的資本投資，大量新機器和新設備的投資成為勞動生產率提升的主要源泉，進而導致勞動者從勞動生產率提高中獲得的回報相對減少。
過去幾十年中，中國逐漸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淨輸入地，1978~2008年間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計達8500億美元。
國外直接投資是我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同時也是我國勞動報酬占GDP份額長期低水平穩定的重要原因。資本全球化加強了資本的流動能力，導致我國外貿出口中資本密集型產品的比例越來越高，進而提升了資本對勞動的談判能力。而且，各地政府為了GDP增長而展開吸引外資的競爭，致使勞動力市場形成了一種競次均衡的狀態，這個過程明顯強化了資本的強勢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