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的醫療競爭體製。當前，反映出的公立醫院缺乏服務意識，以及和患者溝通能力不強的弊病，正是由於公立主導體製下公立醫院缺乏市場競爭意識，加之信息不對稱，導致群眾缺乏對醫院的足夠認知造成的。因此，建立以市場為導向、有效競爭相結合的格局，是法治化處理醫患關係的應有之義。這就首先要求，放開醫生自由職業的禁錮，可以讓醫生自由流動，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同時，暢通信息渠道，打造由市場規製的流動機製。
其次，政府“少”“慎”參與醫院的資源分配，確保醫療資源市場化有效流動。政府主導下的醫療體製，在資源分配上易帶有導向偏好和尋租可能，容易將有限的資源分配給實力較強的醫院，這樣的格局往往導致“強者更強”“弱者更弱”。格局的改變需要政府將主導權交給市場，通過有效的市場化來化解這些糾紛，這種有效醫療競爭氛圍的形成是法治化解決醫患矛盾的基石。
社會化的醫療保障機製。我國當前選擇性醫療保險製度能夠實現全民參保，但並不能實現對每個公民的真正保障，特別是農民，“看病難，看病貴”仍然是主要問題。對此，應該完善當下選擇性醫療保險製度，在保有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基礎上，提高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和新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報銷比例，減輕其醫藥負擔。同時，對商業醫療保險製度進行引進，使其作為傳統醫療保險製度的補充機製，以促進整個醫療水平的提升。加快構築社會化的醫療保險機製也是法治化化解醫患糾紛的關鍵點。
中立化的調處配套機製。由於管辦不分離，“公立為主導加行政壟斷一體化”使得對公立醫院缺乏足夠的監管，沒有客觀中立的政府監管機構和監管體製，也就無法形成客觀、中立、有效、專業化的監管機製。因此，有必要設立第三方獨立的監督機構或調解機構來進行平衡，保障患者對醫療事故鑒定結果的滿意度。此第三方機構應該擁有專業的醫學界定團隊，對種種醫療事故糾紛進行界定，且具有一般的權威性，保障其界定結果的有效性。而對不服機構裁決者則可向法院提起訴訟，保障醫療糾紛相對人合法權益得到充分實現。
同時，鑒於當下醫患關係的緊張程度，醫院自身還應該建立相應的事故風險防範機製和糾紛協商機製，保障醫患糾紛“早發現，早解決”。此外，要積極改革現有的醫院協會、醫師協會等行業自律組織和專業技術團體，大力發展患者權益維護組織。引導行業協會和職業協會成為有效的行業自律和合法權益維護組織，並引導這些組織有序地開展工作，這是法治化化解醫患糾紛的保障。
示範性的醫療糾紛解決宣傳機製。傳統解決方案，側重於低調處理、以擺平為目的的方式，這變相鼓勵了“醫鬧”，引發惡性效仿；而法治化的醫療糾紛調處機製，則意味著將公開化、透明化、合法化地處理醫患糾紛。
為什麼有的地方富、有的地方窮？是天氣、地理、文化等客觀原因，還是勤勞、懶惰等主觀原因？從法治視角來看，對於同樣一個地區來說，究竟走向富裕還是貧窮，上述因素都不是決定性的，真正的答案其實就在於在這些地方，憲法與法治賦予公民的人權和財產權能不能得到尊重，國家的各項責任能不能得到實現。前者是公民致富的動力；後者是公民致富的保障。現代國家責任包括保障與救濟公民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積極發展公共服務事業，按照公民年齡段而不是身份、職業與地位予以的民生保障，對公權力與私權利的行使都加以監督以確保其不侵犯其他公民權利。
李勇、胡業勳：《法治化化解醫患矛盾》，
《學習時報》2014年5月28日
精準扶貧的關鍵在法治
我國提出農村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的宏偉目標。2015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國家貧困線（月收入低於191元）以下18歲以上公民有7000多萬元。從法治視角看，一些無法擺脫自身貧困的地區，除了人們自身原因之外，往往也是由於當地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法治建設的不完善。
第一，加強社會保障力度是脫貧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正確認識和處理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關係，實現兩者良性循環。要通過發展經濟、做大“蛋糕”，為持續改善民生奠定堅實物質基礎，同時又通過持續不斷改善民生，有效解決群眾後顧之憂，擴大消費需求，為經濟發展、轉型升級提供強大內生動力。
政府財稅主要花兩部分錢，一部分錢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教育醫療養老等供給水平；另一部分用於調節經濟和社會分配，讓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相協調，成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持久動力。
在社會保障方麵，我國起步並不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和日本都建立了單位（企業）福利模式，由單位（企業）為其工作人員提供生活福利，服務範圍由“搖籃到墓地”，不同的是，中國是完全依賴單位，日本是國家與社會為主，企業為補充。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確定的“三步走”戰略提出，到20世紀中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目前，發達國家將其收入的30%到70%用於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而且直接花在人身上的社會保障支出，高於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支出。與之相比，我國直接給予公民個人的社會保障補貼非常之少。在民生保障投入力度特別是對公民個人保障方麵，我國應當迎頭趕上。
從反麵教訓看，一些貧困地區社會保障的缺失，不僅對缺少社會保障的公民有重大影響，對享受到社會保障的政府管理人員也有重大影響。為了避免自己、家人和親屬在當下和以後都不會陷入貧困，一些政府、國企管理人員想方設法獲取工資以外的收入，不但不想盡辦法減少經營管理成本，反而利用各種政策漏洞來“雁過拔毛”，選擇性執行國家和上級頒布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獲取更多的個人經濟利益，導致一些本應造福地區的國家機構變異為漏洞百出的營私機器。
過去，一種觀點認為，如果給予人民以保障，人民就失去勞動的動力。但這種觀點從未得到過任何一個國家實踐的檢驗。實際上，任何人都充滿對世界探索的動力和開拓創新的勇氣，也從不缺乏創造美好世界的能力和奉獻精神，但正是由於缺乏社會保障，大多數人沒有承擔失敗的能力，隻能淪為低級體力勞動者。從長期來看，如果沒有可持續的社會保障，不僅普通民眾生存壓力巨大，政府、國企各級人員利用國家機器來謀取私利動機也無法消除，社會活力也無法得到解放。從世界曆史來看，伴隨著對奴隸製、封建製、剝削壓迫人的製度的否定，逐步實現對個體解放，才迎來了人類生產力解放的春天。
第二，尊重公民財產及其他各項權利是脫貧的動力。財產權沒有保障，公民就沒有繼續發展生產、鼓足腰包的動力。無論一個人是否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他都是理性人，都有促成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判斷能力。因此，當他發現自己創造來的財產隨時可以被人拿走，可以賣更多錢的土地和經濟林木被政府以較少的補償標準強製征收、征用或者砍伐時，即便個別人有“種糧養羊”的積極性，幾輪發展下來，發現留到自己手裏的還不如什麼都不幹，僅依靠扶貧款來得容易來得多，結果一定是把“糧和羊”直接吃了最劃算。
貧困地區生產發展本來就比發達地區難度大，如果地方政府再雪上加霜，不但不想盡辦法減少生產經營者的成本，反而“雁過拔毛”，對於勞動者來講，脫貧致富就更加困難了。比如，有的地方渠水灌溉需要收費，而集體打的井不收費，但政府把井水直接引到渠水中進而收取費用，可想而知，當地脫貧必然難上加難。有的貧困地區一部分人手裏有了一點錢，想要擴大再生產，結果審批的程序異常複雜和艱辛，使人望而卻步甚至心生怨恨，導致“碗裏有肉”之後反倒走向了社會的對立麵，這些顯然都不利於貧困地區實現脫貧。正如中央指出的，“市場準入限製仍然較多，政策執行中‘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現象大量存在，一些政府部門為民營企業辦事效率仍然不高”。這些現象在貧困地區尤為突出。
公民保護自己的財產權來源於製度的有效供給。以我國農村為例，國家三令五申要求重大項目充分聽取人民意見，要求發揮人民的主體地位，但實踐中人民發表意見的權利或者被忽視，或者被所在地區的各個部門、村（居）委會、業委會等各種組織所代表，根本沒有發表意見的途徑和機會。一些村（居）委會和業委會的表決事項超越憲法和法律範圍，以多數決定少數的形式，侵占了公民個人財產權利。從世界範圍來看，民主的訓練不宜於人員過少，太容易形成賄選，特別是我國農村一村有幾大姓氏，很容易聯合起來，侵犯少數人利益。因此民主選舉不宜於在村委會這一層麵，而應當是更高的層麵，人數眾多則不容易賄選，進而確保基層能夠對下負責，對老百姓負責。
第三，進一步完善法治體係的脫貧的保障。精準扶貧，法律首先要精準。當前的法律體係還算不上精準，我們不能全都指望立法粗一點，讓地方或者部門去製定細則或者執法者出於道德的考量做得好一點。如果分配利益的立法者都不願意或不能夠做出明確的利益衡量，而指望執法者毫無偏私地做出人們期望的行為，這在人類曆史上從來沒有普遍實現過。法律有句名言，叫做“無救濟即無權力”。法律不能做出有效的利益衡量，不能設計出有效的救濟措施，那麼權利如同虛設，追責成為空話。扶貧，教育是基礎，我國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地方各級政府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在戶籍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但在一些貧困地區公民受教育的權利顯然沒有得到切實保障，輟學的人依然很多。那麼，貧困地區公民的教育權利找誰來救濟？這些年來的貧困救濟款項都花在哪裏？教育部門責任誰來追究？失學兒童由誰帶回校園？這些重要的問題，法律都沒有明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暢通公民權利救濟渠道提出要求。而要實現可持續脫貧，可持續地落實中央扶貧決策部署和法律法規，也要有明確的權利救濟機製和責任追究機製，才能確保攻堅扶貧的政策舉措落實到位。
精準扶貧，政府要受到監督。縱觀曆史，沒能實現普遍減貧目標，一直與政府掌握的權力巨大且不可控密切相關，或者說對政府的監督製度沒有設計好，政府權力濫用沒有得到有效的製約是無法精準扶貧、無法普遍減貧的重要原因。既定的製度往往被“一言堂”所隨意取代，製度的可預測性被經常性打破，權力成為尋租的籌碼，責任和義務被看成權力予以實施，從近年來通報曝光的腐敗案件看，扶貧領域腐敗問題也並非少數。在“不想腐”“不敢腐”和“不能腐”的製度設計上我們還有很多文章可以做。“不想腐”既源於官員生活的有效保障，也源於人格尊嚴等各項權利的實現；而“不敢腐”則來源於反腐的決心、民眾的監督能力和有力的打擊能力；最難也是最管用的則是“不能腐”，它需要一個公開透明的環境、需要充分的簡政放權、需要有效的分權與製衡的製度設計。
精準扶貧，法院要管用。精準扶貧，就是要讓人們能夠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同時，在利益受損時，國家有製度充分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製度的設計要使人們明白，他們的合法財產會獲得司法的有力保護，他們通過奮鬥而得來的合法收入沒有人能夠拿得走，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就會過得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李勇：《精準扶貧的關鍵在法治》，
《北京人大》2016年第7期
乞討者治理需法治化
走在大中城市的火車站、地鐵裏、馬路旁，總能看見一些乞討者，或口中喃喃，執碗乞討；或殘肢伏地，逶迤前行；或旁臥老人，磕頭不已，甚至有人別出心裁，甘做沙袋，一拳十元。另一方麵，乞丐月入過萬，住賓館，“打飛的”的新聞屢見報端。究其原因，城市中乞討者有一些為“職業化”工作，利用大家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心，企圖不勞而獲，甚至“公司化”運作，成為被黑惡勢力所操控的犯罪團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