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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莊子的生平，《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有兩段寥寥的記載，這幾乎是我們唯一可用的材料了，其大意是說：“莊子是宋國蒙地人，名叫莊周，曾經在老家做過漆園的小吏，與梁惠王、齊宣王是同時代的人。
“莊子的學問涉及了方方麵麵，而主幹本於老子，所以他雖然寫了十幾萬字的書，內容卻大多都是寓言。他作了《漁父》《盜蹠》《胠篋》來譏諷孔子之徒，闡明老子之術；作《畏累虛》《亢桑子》這些文章，說的都是些沒有事實依據的空話。但他的文筆很出彩，得心應手地攻擊儒家和墨家，就算當時的學術泰鬥也招架不住莊子的鞭辟。他的學說汪洋恣肆、隨心所欲，隻顧著自己舒心，所以王公大人們找不到可以應用這些學說的地方。
“楚威王聽說了莊周的賢名，派出使者帶著厚禮去請他到楚國為相，而莊子笑著對使者說：‘千金雖然是大錢，卿相雖然是大官，但您沒見過郊祭時用作犧牲的牛嗎？這樣的牛享受過好幾年的喂養，這時候還會披上華麗的衣服，然後被送進太廟等待宰殺。到了那個時候，它就算隻想做一隻沒爹沒媽的小豬也不可能了。您趕緊回去吧，不要玷汙了我。我寧願在汙水裏遊戲，也不願被國君管著。我這一輩子都不想做官，隻有這樣我才高興。’”
正所謂“彭澤去官非為酒，漆園曳尾豈無才”（袁宏道《偶成》），從司馬遷的記載裏，我們的確看到了一名高風亮節的隱士。試想一名基層公務員突然被聘為國家總理，普通人恐怕很難拒絕這個夢幻般的一步登天的機會。何況楚國是首屈一指的強國，楚威王也堪稱一代雄主，如果莊子接受了這次禮聘，在強國握相權，不但他的個人命運會從此改變，戰國格局或許也會因之而變。但他居然笑嗬嗬、輕飄飄地拒絕掉了。
遺憾的是，碌碌凡人總是很難體會這種“不事王侯，高尚其誌”“獨立不懼，遁世無悶”的境界，所以自然就會懷疑這段記載的真實性。——這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事情古人已經替我們做過了，譬如宋代學者黃震就很不以為然，說楚王聘莊子為相的事情純屬子虛烏有，那些方外橫議之士總是喜歡編造這種故事自我標榜，何況這事或許隻是個寓言罷了。再說當時的諸侯們崇尚的是攻戰權術，未必做得出禮聘隱士的事來。即便像孟子這樣的名人，也是在聽說過魏國和齊國的國君有好士之風以後才主動去遊說人家的，而不是被人家聘去的。退一步說，就算是聘，何至於率先便以相位相許呢？[7]（《黃氏日抄》卷五十四）
莊子的擁護者們一定會憤憤不平，的確，你黃震做不到的，莊子未必就做不到；你黃震沒有的覺悟，莊子未必就沒有，何必枉做小人呢？——但事實上，黃震的覺悟未必就比莊子低，更絕對沒有小人心腸。黃震是浙江慈溪的名人，考中過進士，在大宋王朝做過很小的官，後來時代變局考驗了他的氣節：他親身經曆了宋朝的滅亡，鐵心不仕新朝，於是藏身在深山老林，做了比莊子更隱的隱士，過著比莊子更窮的日子。在世俗意義上說，黃震的下場相當悲慘：他是餓死的。
這樣的人顯然不是小人，何況站在儒家的立場上說，黃震對莊子也不算有太大的偏見，他覺得莊子雖然是“千萬世詼諧之祖”，但有些正麵的見解還要超過老子，盡管莊子的悖理之言也比老子更加極端；《老子》值得抄錄的內容不過是些卑退自全的道理，《莊子》卻往往有些明白中節的格言。
黃震把這些“明白中節”的格言抄錄了一些，盡是些符合儒家價值觀的，其中第一句就是我們在本書序言裏已經了解到的那句“為善無近名”——這一點自然會引起我們的好奇，其實事情也很簡單：後邊那句“為惡無近刑”被黃震刪了。（《黃氏日抄》卷五十五）
所以，為了把黃震的意見結結實實地反駁回去，我們看來不宜把功夫花在他本人身上，而是該去別處尋找一些堅實的證據。好在證據並不難尋，就在《莊子》本文裏，《外篇·秋水》也講到楚王禮聘莊子，隻是細節有些出入罷了，是說莊子在濮水垂釣，遇到了楚王派來的兩位大夫，說楚王很想重用莊子。但莊子手持釣竿，頭也不回地說：“我聽說你們楚國有一隻神龜，已經死了三千年了，國君一直把它的遺體供在廟堂之上。如果這隻神龜可以選擇的話，它是願意死後留下一把骨頭被人供著呢，還是願意活著在泥塘裏爬？”兩位大夫說：“當然是後者了。”莊子說：“那你們就請便吧，我也願意活著在泥塘裏爬。”
《莊子·雜篇·列禦寇》也有一段記載，說有人來聘請莊子，莊子的答複是：“你應該見過祭祀用的牛吧，披的是彩緞，吃的是精料，可等到被送進太廟宰殺的時候，它就算隻想做一隻孤單的小獸也不可能了。”
現在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史記》裏的那段記載恰恰就是《莊子》本文裏這兩段內容的結合。難道司馬遷就是從《莊子》裏邊采來這兩段材料編綴成篇的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不僅無助於反駁黃震，莊子生平的可信度反而更加令人懷疑了。
個中原因，黃震方才已經講到了，就是“這事或許隻是個寓言罷了”。黃震這麼講，在《莊子》本文裏有一處鐵證：《雜篇·寓言》裏概述創作宗旨，說“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這就是說，在《莊子》的全文裏，寓言占了十分之九；《莊子·雜篇·天下》概說《莊子》之行文，也有所謂“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而司馬遷自己在莊子本傳裏也說過，莊子著書十幾萬字，大多都是寓言。
寓言是為了闡明道理的，故事情節當然可以盡情虛構，所以在有的故事裏儒家扮演反派，在另外一些故事裏儒家又扮演正麵人物，就連老子也有這種遭遇。這就是說，我們很難從《莊子》本文裏那些涉及莊子生平的故事來論斷莊子的真實生活，而隻能做一些模糊的推測罷了。
比如，在所有和莊子有關的故事裏，他幾乎一直都是以赤貧姿態出現的，看來這是一個深入人心的形象，很可能莊子真的很窮；他還始終扮演著隱士的角色，從來不去做官，多半這也是真的。如果這兩點推測基本成立的話，我們應該就可以判斷出來，在那個極端尊重知識分子而且人才在國際高度流動的時代，以莊子的才學，就算這些才學全是玄虛不實的屠龍之術，謀個官做也很容易；就算他不想做事，也能到齊國稷下學宮之類的地方混一口富貴閑飯，而且想罵誰就罵誰，沒人限製他的言論自由。一處隻有螃蟹而沒有監州的天堂，難道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夢寐以求的嗎？但他就是不去，甘願做一名清貧的隱士。
這樣的人格是令人欽慕的，所以郭沫若在《三個泛神論者》裏說：“我愛我國的莊子，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因為我愛他是靠打草鞋吃飯的人。我愛荷蘭的Spinoza，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因為我愛他是靠磨鏡片吃飯的人。我愛印度的Kabir，因為我愛他的Pantheism，因為我愛他是靠編漁網吃飯的人。”看來郭沫若沒可能愛上自己，他沒講自己是靠什麼吃飯的。
無論莊子是不是一個泛神論者，隻要我們不抱偏見地看，應該相信他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雖然他的原則和我們普通人不大相同，但他畢竟一點不像魯迅在短劇《起死》裏所譏諷的那個不辨是非的迂腐哲學家。[8]的確，他對世俗所謂的正邪善惡很沒原則，卻對做官還是不做官太有原則。或許他太厭惡這個世界了，所以隻想遠遠地和它保持距離，做一個冷眼旁觀者，絕不讓自己陷溺其中。
正是看到了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作風，顏世安先生找到了為莊子的“學術汙點”做洗刷的機會：“莊子生平窮困，卻清高孤傲，拒絕與官府往來，這對於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參考意義。長期安於貧困，做起來並不容易。莊子一生不肯入仕，也不肯做清客吃一口現成飯，這說明他性格中有某種很認真的東西，說明他是迂直而不肯靈活權變的人。為什麼我們重視莊子這種性格呢？因為《莊子》一書（尤其內篇）恰恰提倡一種凡事不要認真，無可無不可的遊世主張。按這種主張，人生在世沒有什麼應該特別堅守的原則，別人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莊子評傳》，第16—17頁）
如此知人論世地看問題，我們更加可以領會到《莊子》之所以被稱為亂世之書、過激之言的理由。遺憾的是，這隻是一種善意的推測罷了，因為一個人的實際生活和思想主張常常都是不合拍的。而當這種反差出現的時候，實際生活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對於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參考意義”，這實在難說得很。
這種情況在世界級的思想家身上並不鮮見，比如羅素就曾以一貫刻薄的口氣這樣評論叔本華說：“假若我們可以根據叔本華的生活來判斷，可知他的論調也不是真誠的。他素常在上等菜館裏吃得很好；他有過多次色情而不熱情的瑣屑的戀愛事件；他格外愛爭吵，而且異常貪婪。……除對動物的仁慈外，在他一生中很難找到任何美德的痕跡……在其他各方麵，他完全是自私的。很難相信，一個深信禁欲主義和知命忍從是美德的人，會從來也不曾打算在實踐中體現自己的信念。”（《西方哲學史》下冊，第309—310頁）而王國維，這位叔本華在中國最著名的私淑弟子，雖然多次論述自殺之於生活境界而言極不可取，自己卻終於選擇了這個極不可取的歸宿。
那麼，到底該以他們的實際生活為標杆來理解他們的思想，還是認為他們隻是看得破卻做不到罷了，這就需要更多的證據來做判斷的支撐。但遺憾的是，至少在莊子的這個問題上，我們找不出更多的證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