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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道，非常道。”在進入正題之前，先要澄清一個流傳較廣的誤解。南懷瑾老先生講過：“有人解釋《老子》第一章首句的第二個‘道’字，便是一般所謂‘常言道’的意思，也就是說話的意思。其實，這是不大合理的。因為把說話或話說用‘道’字來代表，那是唐宋之間的口頭語。”（《老子他說》）
但事實是，唐宋以前“道”就有了“說”的意思，比如《史記·刺客列傳》，燕太子丹和鞠武商量著怎麼安置從秦國逃過來的樊於期將軍，鞠武就說“且以雕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史記·李將軍列傳》，漢文帝很欣賞李廣的勇武，但感歎他生不逢時，說李廣如果生活在漢高帝劉邦的時代，“萬戶侯豈足道哉”。
更要緊的是，西漢前期的道家權威就已經用“說”來解釋這個“道”了；在先秦的典籍裏，“道”也已經有了“說”的意思，盡管並不多見，比如《荀子·非相》有“學者不道也”，《荀子·儒效》有“客有道曰……”，《詩經·鄘風·牆有茨》有“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1]
所以，我這裏還是繼續依照傳統，把“道可道，非常道”理解為“可以用言語表達的道，就不是常‘道’”。
2
道，可道還是不可道，這是一個問題。形而下地說，正是這個問題把人群一分為二，相信“道可道”的是一種人，相信“道可道，非常道”的是另一種人。
前一種人偏於理性，喜歡探求知識，凡事講邏輯、講證據，如果想要他們相信你的話，你就需要提供給他們足夠的證據，由著他們去辨析、檢驗，直到確認無誤為止。而且他們也甘願承受許多沒有答案的問題，信者存信，疑者存疑。這種人接受新東西，靠的是一個字：懂。
後一種人卻不同，他們也許會鄙薄前一種人，認為那種人即便有時也會欣賞美色，但能夠欣賞的至多不過是那類“紅紅的臉、膀寬腰圓、骨骼粗大、肌肉豐滿的生理學上的美人”——這是二葉亭四迷在《浮雲》裏的一個絕佳形容。而他們自己，偏於感性，對邏輯和證據並不太在意，如果你想要他們相信你的話，任你給出再充足的證據、再嚴密的推理，也不會有多大作用，關鍵要看你的話能否打動他們。
他們的思考方式，用詩人波德萊爾的話說，就是“音樂式的和繪畫式的，不耍弄詭辯，不使用三段論，也不用演繹法”。但對於證實，“除非在我們的脈搏上得到證實，哲學上的定理也還不能算作定理”——這是濟慈的話，還是詩人的語言。
再有，他們通常也不大容易接受許多沒有答案的問題。他們需要斬釘截鐵的答案，而無論這樣的答案是否有著足夠的證據來做支撐。他們接受新東西，靠的是另一個字：悟。
所以，道，到底能不能被講清楚，這雖然也取決於講述者，但更加取決於聽眾。甚至對後一種人來說，不講清楚或者講不清楚才是最好的結果，畢竟人生總需要一點神神秘秘、高深莫測的東西，也隻有這樣的東西才適合作為一個人的永恒的精神支柱。也許正是出於同樣的感受，伯特蘭·羅素在談論偉大的柏拉圖的時候，才會以這樣一句話作為開場白：“頌揚柏拉圖——但不是理解柏拉圖——總歸是正確的。這正是偉大人物們的共同命運。”
所以許多人願意相信（“願意相信”往往就直接和“相信”畫等號了），我們的一位名叫李耳的祖先已經在兩千多年前洞悉了天地間最核心的規律，並且用一種神秘的語言啟示世人。於是，無論是今天的中華民族將要在世界上崛起，還是張三、李四把自身升華到一種至高無上的精神境界，都仰賴於對《老子》這部書的悉心感悟。
也就是說，《老子》這部書上可以洞徹天機，中可以安邦定國，下可以作為一個人的勵誌枕邊書，指導任何時代的任何人如何修身養性，如何為人處事，甚至如何緩解失戀的痛苦，如何挨過失業的打擊。也許，當我們被黑心老板無故克扣了大把工錢，正猶豫著要不要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的時候，“算了吧，”我們畢竟還可以這樣安慰自己，“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當然，我並不是說這種方法並不可取，亦不是說經由這種方法所獲知的結論都是不可輕信的，因為事實上我很讚同威廉·詹姆士對於神學的一種主張：“如果神學的各種觀念被證明對具體的生活確有價值，那麼在實用主義者看來，在確有這麼多的價值這一意義上說，它就是真的了。”（《實用主義》）隻不過這種方法並不被本書所取——並非因為偏見，隻是出於趣味。
3
馬歇爾·麥克盧漢是美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風雲人物，他曾經力證過感性認知的無與倫比的優越性。保羅·約翰遜如此概括過他的理論：“隻有當訴諸多種感官的時候，人類相互間的交流才是最有效的。所以，生活在想象力高度發達的環境之下的原始人比現代人更快樂，並且其人格的發展也是更完善的。文字的發明使視覺成為人類最重要的交流手段，乃至有了印刷術，視覺就幾乎成了唯一的交流方式了。人類因此而把自己局限住了，變得日趨貧乏，而且，印刷術的特性把交流框在了一種線性模式當中，人類的思維也就陷入了循規蹈矩的邏輯方法。電視的發明與普及打破了印刷這一線性模式的壟斷，重新使生活變得豐富多彩。麥克盧漢的這一理論自然被大眾傳媒欣然接受，後者更把麥克盧漢造就成暢銷書作家和世界知名人物。麥克盧漢在一些青年人當中也受到了歡迎，因為他似乎闡述了這樣一個道理：從嚴肅的思考中得出理性與合乎邏輯的結論是不重要的，感性才是一切；所以，輟學的學生要比優等生生活得更為充實，從生活中得到的益處也更多些。”（Enemies of Society）
保羅·約翰遜的確有點語帶譏諷，並且對麥克盧漢的風靡一時頗不以為然：“令人吃驚的是，麥克盧漢的理論從未受到有識之士的認真對待。”而今天的我們或許可以比保羅·約翰遜多一點寬容，畢竟麥克盧漢式的《老子》（就其論說方式及流行程度這雙重意義而言）也許會令我們獲益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