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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們很難把老子作為一個人來講，我們也同樣很難把《老子》作為一部書來講。
在1993年之前，這個問題還不存在，因為那時候我們能夠見到的《老子》的主要版本，一個是通行本，一個是馬王堆帛書本，它們雖然編排次序不同，但內容上沒有太大的差異。直到郭店楚簡本出土，麻煩才真正開始了。
郭店《老子》有甲乙丙三個抄本，文字要古奧質樸得多，讀起來非常痛苦，最要緊的是，內容上也和我們熟悉的那個《老子》不大一樣了。但這首先可以為我們解決一個問題——通行本《老子》一共有八十一章，正是九九之數，好像是一種精心設計的布局，劈頭又以“道可道，非常道”提綱挈領，似乎構成了一個讓人不可小看的嚴密體係。但現在我們終於知道，這個體係是不存在的，至少原本是不存在的。
楚簡本《老子》的標記符號在帛書甲乙本當中次第消失了，篇次的順序和分章也變了不少，當然，內容有多寡之異。韓非子讀的《老子》就是以“上德不德”開篇的，司馬遷看到的那個五千言、分為上下兩篇的《老子》，應該就是一個和帛書本類似的版本。之後又經曆了若幹比較細小的變遷，逐漸才確定為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五千言、八十一章的樣子。
所以，以前有一種很有代表性的看法，說在第一章裏，“首先提出老子《道德經》的‘道’與‘名’兩個關鍵名詞，也是連串貫通全書八十一章脈絡的線索，而且也是千古以來研究老子學術的爭端之所在”。現在我們就會知道，這個問題原來根本就不存在，隻是後來才成為問題的。[20]
其實，即便拋開版本源流上的證據不談，這種說法也很難成立，因為這是不自覺地在以後世的行文思路來理解古人。——如果上述邏輯成立，難道“學而時習之”也是統馭《論語》全書的開宗明義之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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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來的第二個問題就是《老子》的主旨。這又關係到一個比較常見的誤解：《老子》既然又叫《道德經》，主旨自然就是“道”與“德”了。的確，《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就概括說“老子修道德……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後來《老子》又被尊以《道德真經》的名號，“道”與“德”這一對核心概念似乎是顯而易見的。
但事實上很難這麼講。“道”作為全書的主旨，這沒什麼爭議；“德”是否同樣重要，卻沒有一致的意見，D.C.Lau在他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著名的英譯本《老子》序言裏，就直截了當地說：“德”這個概念“並不特別重要”。
有一個顯而易見的事情卻常常為人熟視無睹，那就是從《老子》的文本本身看“道”與“德”的關係，其實看不出這是一組成對的概念——反例譬如通行本第三十八章所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從發展順序講，“德”後於“道”，先於“仁”；從好壞的角度講，“德”比“道”壞，比“仁”好。所謂“道德”之論，絕大部分是被後人附加上去的，並非《老子》的本旨。曆代研究者為了彌合這個矛盾，便著力於分析“德”的多重含義。
追溯《道德經》這個稱謂的來曆，馬王堆帛書乙本確實把全文分為上下篇，但並沒有篇名，隻是在兩篇的末尾分別記著“德三千卌一”和“道二千四百廿六”，這是字數統計。大約就是從此以後，“德”和“道”兩個字就被分別用作上下篇的篇名了。
但這個篇名也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含義，隻是按照古書的一貫傳統，把開篇句首的字提出來而已。上篇開頭是“上德不德”，抽取一個“德”字；下篇開頭是“道可道”，抽取一個“道”字，事情竟然驚人地簡單。
這個時候，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後，後來又被顛倒了過來，道篇被放在前邊，我們熟悉的“道可道，非常道”這才終於成為全書的開篇。而且，這一段的內容在楚簡本裏並未發現——或許是那些古人抄漏了，或許是他們覺得這段話並不重要，或許是那時候根本還沒有這段“連串貫通全書八十一章脈絡的線索”的至理名言呢。
學者們對通行本和帛書本的編排次序也早就有過懷疑，因為道篇並沒有以“道”為主題，德篇也沒有以“德”為主題，章節的序列也隻看出雜亂而看不出係統。楚簡本在編排上卻清晰得多，排在一起的章節往往都有共同的主題，而且每篇的第一章都有總括性，同時出土的《五行》等文獻也是這種體例。
楚簡本和通行本在內容上最大的差異，就是對儒家思想並沒有那麼激烈的批判。
通行本《老子》把儒家攻擊得很厲害，這是顯而易見的。司馬遷也說過，學老子之學的人看不起儒學，儒家也同樣看不起老子那套，這就是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吧。（《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兩個材料既然彼此印證，也就從來沒人對這件事有過什麼懷疑。直到楚簡本出土了，我們才知道，道家並不是一開始就對儒家針鋒相對的。比如通行本第十九章著名的那句“絕聖棄智”“絕仁棄義”，旗幟鮮明地批判儒家“仁義聖智”的核心思想，卻不能自圓其說——第十八章剛剛說過“六親不和，有孝慈”，明顯對儒家最愛講的“孝慈”很不滿，可第十九章緊接著就說“絕仁棄義，民複孝慈”，顯然把老百姓的“孝慈”當作了自家政治理想的一個目標。
或許正因為這樣的困惑多多、矛盾多多，《老子》才顯得那麼迷人，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學者們還是要努力彌合這些矛盾，於是有人就強調《老子》有自己獨特的用詞方式，它喜歡用同一個詞在不同的地方表達不同的含義。於是在以上這個例子裏，安樂哲（Roger T.Ames）告訴我們：同一個“孝慈”，在第十八章是指做作的、僵化的社會習俗，在第十九章則指的是父母與子女之間自然、自發的情感表達。（The Art of Rulership：A Study of A ese Political Thought）
這樣的解讀方式，我想可以稱之為“圓謊式的詮釋法”，這在經典文獻的闡釋裏相當常見，尤其是對於《老子》《春秋》《周易》以及一些佛學經典的闡釋。
多虧楚簡本的出土，我們不必再靠這種圓謊式的詮釋法來彌合文義了。“絕聖棄智”和“絕仁棄義”，在楚簡本裏卻是“絕智棄辯”“絕偽棄慮”，“民複孝慈”則是“民複季子”[21]，不知道是後來的哪位道家同學與時俱進，才給改成現在這樣的。
道家反仁義的傾向有一個逐漸成形的過程。在道家早期，就連莊子對仁義也持一定程度的肯定態度，而到了一般被認為出於莊子後學手筆的《莊子》“外篇”和“雜篇”，就出現對仁義的尖銳批評了，比如我們從小就學過的那句：“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這段話在郭店出土的《語叢》裏也有出現，反對仁義聖智的態度非常明朗，很有點憤青的派頭。[22]但悉心體會一下行文的語氣，會感覺這與其說是在學理上對仁義聖智的單純反對，不如說是對現實社會裏仁義聖智被大盜竊用的憤懣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