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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麼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這裏還要引一下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這本書讀者很多，所以對其中的問題我會講得稍微多些）。馮先生談到《莊子·天下》裏的看法：“老子的主要觀念是‘太一’‘有’‘無’‘常’。”然後解釋道，“‘太一’就是‘道’。道生一，所以道本身是‘太一’。‘常’就是不變。雖然萬物都永遠可變，在變，可是萬物變化所遵循的規律本身不變。所以《老子》裏的‘常’字表示永遠不變的東西，或是可以認為是定規的東西。”
馮先生的這段複述，首先是與《莊子·天下》的原文稍有出入的。在原文裏，“太一”雲雲是關尹和老子共同的主旨，後邊還有兩句，是說他們“以濡弱（柔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接下來還分別引用了關尹和老子自己的話，都是隱士修身的內容。不過最可疑的是，《老子》通篇不要說主要觀念是“太一”，甚至根本就沒出現過“太一”這個詞。
近年的出土文獻應該可以解決這個疑惑：郭店楚簡有《太一生水》，而上博簡《恒先》首章就是“恒先無有”，“恒”就是“常”，“恒先無有”也就是“常無有”。這一來，《莊子·天下》那句描述老聃與關尹思想主旨的“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就該被重新斷句並重新理解了。李學勤先生以為，這說的並不是《老子》的思想，而是道家較晚的學說形態。（《楚簡〈恒先〉首章釋義》）裘錫圭先生則釋讀為“極無有”，《恒先》那一句也釋讀為“極先無有”。（《說“建之以常無有”》）爭議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塵埃落定，《太一生水》到底屬於道家還是陰陽家也是一個問題，都是需要繼續討論的。
馮友蘭先生沒見過這些新材料，隻能在無米之炊裏強作彌合，但說到歸納《老子》主旨的眼光，馮先生的哲學素養可能幫了倒忙。——哲學家總是一眼就先看到哲學問題，所以一開始就落入了對“道”和“無名”這兩個哲學概念的辨析上去了，這在很大程度上要算是受到了通行本《老子》編排方式的誤導吧，誤以為“道可道，非常道”那一章真是開宗明義的內容。
正如哲學家總能一眼就看到哲學問題，政治家也總能一眼就看到政治問題。在秦漢之際的那個茫茫世道裏，對權力有想法的人誰會在乎什麼本體論、宇宙論，或者唯名論什麼的呢。他們要的是藥到病除，要的是立竿見影。
但是，藥在哪裏，竿又在哪裏呢？
再看看諸子百家，法家的名聲已經臭了，秦王朝成也法家，敗也法家，而且敗得那麼快，讓任何人都難以置信。儒家呢，縱然想用，也不是馬上能用的。儒家強調名分，講究禮儀，什麼都要有板有眼、按部就班，所以，如果學得太深入了，就可能會變得比普通人木訥一些。在漢朝第一位官方大儒叔孫通為劉邦準備朝廷禮儀的時候，他奉旨行事，到魯國去招聘儒生。這在當時就等於冷門專業遇上了熱門招聘，很多人自然都會欣然而往，但是，偏有這麼兩個特立獨行的儒生大大地不以為然，鄙夷地說道：“現在天下初定，死人有好多還沒埋，傷者有好多還沒得到治療，哪裏是搞禮樂的時候呢！國家積德百年，而後才可以興辦禮樂。”（《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這種說法或許就是儒家真正的王道吧，孔子就給過他們以足夠的理論依據：“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論語·子路》）而且這麼想也不是沒有現實上的考慮，畢竟搞儒家那套雖然前景大好（至少聽上去是這樣），但動靜太大，成本太高，見效太慢。眼看著一個快要餓死的人，給他置辦一套滿漢全席，遠不如趕緊丟給他兩個饅頭。[30]
對於那些漢代先賢來說，道家黃老之學正是這樣的兩個饅頭。
優勢是顯而易見的：動靜小，成本低，見效快。
那麼，這妙方到底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無為。這實在是《老子》的政治思想裏最精華的內容，甚至連《老子》的作者都未必能認識到，這兩個字到底有著多大的分量。
怎樣才是“無為”呢？《老子》講到無為的地方很多：
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
為無為，則無不治。（第三章）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第十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第三十七章）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第三十八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四十三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第四十八章）
我無為，而民自化。（第五十七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第六十三章）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第六十四章）
劉笑敢先生對《老子》的種種“無為”做過一個總結，說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避免並貶損常規行為，以達到一種更高的精神境界以及更好的實踐結果。（History of ese Philosophy, Edited by Bo Mou）劉先生研究《老子》偏於務虛，但也不得不強調務實的一麵。漢朝立國，以黃老之術治天下，要點就在這“無為”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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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笑敢先生在一篇論文裏專門分析《老子》哲學的核心價值觀，找到的答案是“自然”（它的意思是aaturally或者letting thihemselves），而“無為”正是人們在行動中領會何謂“自然”的一種原則或方法。而在一般情況下，這兩個概念是合並在一起的，並且常被交替使用，盡管它們實質上並不相同。（An Inquiry into the Core Value of Laozi’s Philosophy）
但恐怕與劉先生把“自然”與“無為”提升到哲學高度不同的是，單在《老子》的文本裏來看“無為”，似乎它正像劉先生一向所反對的那樣，帶著一股濃厚的政治手冊的氣息：這種話首先不是對老百姓說的，而是對統治者的進言；也不是讓統治者什麼都不做，而是讓他們不要違背事物本身的發展規律來做事。
舉個簡單的例子，人要生活，總要吃飯、睡覺，“無為”不是讓你不吃飯、不睡覺，而是讓你順應著你自己的生物鍾和身體情況，也順應著外界的環境變化來吃飯和睡覺。因為這麼生活太符合自然規律了，一點都不勉強，所以不會感覺自己做了什麼，而該做的事卻不知不覺地全都做了，這就是“無為”。反之，如果餓了非要睡，困了非要吃，吃飽了還要吃，這就叫作“有為”。[31]
《老子》的“無為”政治觀正是從“無為”的養生觀合乎邏輯地推演出來的，怎麼養生，就怎麼治國，道理是相通的。生活有規律，淡泊無欲，不折騰，身體就好；所以政治這麼搞，一樣會好。[32]
順應規律，就是合於道，而規律的一大特征就是有慣性。東西小，慣性就小；東西大，慣性也大。養生和治國沒有質的不同，卻有量的不同；量不同，慣性就不一樣。船小還好掉頭，航空母艦就很難掉頭，最好的操作方法就是順應它那巨大的慣性，賽車可以漂移而航母不能。所以，從“無為”順理成章地就可以推出一個結論：因循。這也就是司馬談說過的：“道家之術，理論基礎是‘虛無’，實踐方式是‘因循’，沒有一定之規，隨機應變，因勢利導。”（《論六家要旨》）
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發現道家與其他諸子學派的一個本質差異：別人都是有具體招式的，道家卻沒有。比如儒家和法家，都屬於典型的“以不變應萬變”，自己那一套治國方略放之四海而皆準，道家卻是“以無招勝有招”，隻有寥寥的基本方法論而已，因循而不守舊。
也就是說，其他學派提出什麼政治主張，都是目標導向型的，設定了一個具體的政治目標，比如資本主義藍圖或者社會主義藍圖，而道家則是方法導向型的，並沒有什麼具體的目標，強調的隻是方法。於是所謂“因循”，並不是因循守舊，不是對既有政策的一成不變，而是首先基於對這樣一個道理的尊重，即“形勢比人強”，於是乎順勢而動，就好比順水行舟，水流向東則向東，水流向西則向西，水流向資本主義則資本主義，水流向社會主義則社會主義。如果具體到改革問題，從學理上看，因循之道並不否定改革，但要強調，即便是很壞的政策，在大環境裏實行日久，難免有了巨大的慣性，而且千頭萬緒、盤根錯節，如果雷厲風行地斷然刹車掉頭，很可能會招致更大的麻煩。即便人心思變，掉頭也要慎之又慎。
漢哀帝時期，師丹輔政，鑒於貧富懸殊之害，有心搞一些改革。師丹的說法是：“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也就是說，雖然要搞改革，但隻是為了救急，為政的大原則還是該以因循為主。（《漢書·食貨誌》）
《莊子·養生主》中，庖丁為文惠君講說自己遊刃有餘的解牛之道，有所謂“因其固然”。解牛之道通於養生，養生之道通於政治，這正是道家的一種典型邏輯。因循之治，《鶡冠子·度萬》講五種政治方針，其中就有“因治”，簡而言之就是“因治者不變俗”。《文子·道原》則比較過因循無為與創新有為的優劣，旗幟鮮明地說：“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直到幾百年後，天才少年王弼撰寫《老子微旨例略》，總結《老子》之學的大要，一點不帶魏晉玄學的浮誇，說得非常中肯：
因而不為，損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賤夫巧術，為在未有；無責於人，必求諸己；此其大要也。
這段話相當簡單易懂，開頭的“因而不為，損而不施”，表現在施政上，正是在因循的過程中實行漸進的改良，而這種改良並不是漸漸增加新項目，而是漸漸減損舊項目，也就是《老子》所謂的“為道日損”。
易中天先生講道家是理想主義，“要做就做最好的，做不到最好的就寧可不做”；相形之下，儒家則是現實主義。這恰恰說反了，道家如果真那麼理想主義，就不會有“文景之治”了。
道家確實在修身上有著非常理想主義的一麵，在《莊子》中表現得最明顯，而在治國方略上卻有著非常現實主義的一麵，也就是前文講到的那三個特點：動靜小，成本低，見效快。之所以如此，關鍵就在“因循”兩個字上。
馬王堆帛書《經法·君正》甚至給出了因循之道的具體辦法，認為一位新上任的統治者治理國家，第一年應該從俗，第二年開始起用有德之人，循序漸進，一直到第七年。不過，人家不是說到了第七年就是太平盛世了，而是說這時候就可以操縱國內的老百姓去打仗了。
以前我在《春秋大義》裏提出“因循”這個詞的時候，很惹一些道家支持者的不快，我當然覺得很冤枉，因為一來這裏的“因循”絕對不含貶義，甚至是個褒義詞，二來這是司馬談說的，我隻是轉述而已（司馬談的原話是：“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但是，這些讀者感到了不快，這件事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說明的是一個古今語境的差異。
我們最切身的傳統，從“五四運動”以來就是革除帝製、打倒孔家店、推行白話文，後來又鬧革命，連改良派都被打成反動派了；然後又是批林批孔批四舊什麼的，最近三十年的主旋律是改革開放，最有魄力的改革家們不斷成為聚光燈下的驕子，所以我們天然地就會把“改革”和“革命”當成褒義詞，把“因循”當成貶義詞。這當然沒錯，比真理更正確，但是，古人並不這麼想問題，甚至還常常持有相反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