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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秦帝國滅亡的原因是中國曆代時時會被論及的問題，羅馬帝國的衰亡也是西方人抱有長久興趣的話題。為我們所熟悉的著作，有曆史學家吉本撰寫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有啟蒙主義思想家孟德斯鳩撰寫的《羅馬盛衰原因論》，還有以曆史作品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蒙森的《羅馬史》。但這不妨礙我們再聽聽經濟學家哈耶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為羅馬的衰亡所找出的原因：正是因為一個“強大的”政府的存在，才一再中斷文明的進步和成長過程。
他接下來的議論才是真正會讓我們皺眉的。——基於李約瑟的研究，哈耶克說：“如果說，羅馬的衰落並沒有永久終止歐洲的進化進程，但是亞洲的類似發展卻被強大的政府所阻止，這些政府也有效地抑製了私人的首創精神。其中最顯著者莫過於中華帝國，在一再出現的政府控製暫時受到削弱的‘麻煩時期’，文明和精巧的工業技術獲得了巨大進步。但是這些反叛或脫離常軌的表現，無一例外地被國家的力量所窒息，因為它一心隻想原封不動地維護傳統秩序。”（《致命的自負》）
我們或許會由此而追憶那個傳說中的堯舜時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那時候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完全感受不到統治者的存在，一位老者就這樣悠悠然擊壤而歌，這正是道家崇尚的世界呀。
在十四世紀下半葉，英國一位叫約翰·保爾的教士也寫過類似的兩句詩：“在亞當耕田、夏娃織布的時候，誰是老爺？”——幾年之後，這位教士身體力行地去實踐自己詩歌裏的理想，參加了瓦特·泰勒領導的那次著名的農民起義，最後失敗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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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獵人筆記》的一則故事裏，屠格涅夫很不解地問一個叫霍爾的農夫，為什麼不向他的主人贖身，霍爾反問道：“我為什麼要贖身呢？”
霍爾雖然存夠了錢，但他的顧慮是：不贖身的話，自己隻有一位主人；一旦贖了身，所有的紳士和官吏就都能管到自己了。擺脫了一位老爺，卻換來了更多的老爺，這當然很不劃算。
的確，無論人們願不願意接受，老爺總是存在的，尤其在國家變大之後，比如戰國時代的列強們，人們更覺得沒有老爺是絕對不可以的。所以《管子·權修》說：“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眾，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
就連《老子》也主張聖人治國，區別隻在於老爺到底怎麼做。[39]這裏首先有一個考據上的問題：在帛書本和通行本裏有一個很難自洽的地方，一會兒說“聖人處無為之世，行不言之教”，一會兒又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那麼，到底是要聖還是不要聖呢？
這個矛盾實在太黑白分明了，斷然無法調和，所以陳鼓應先生當年隻能做出這樣一種解釋：“聖”在《老子》裏有兩種用法，一種是聖人的“聖”，是指最高的修養境界，另一種是自作聰明的意思。（《老子注譯及評介》）
但現在我們有楚簡本了，簡甲本第一組開篇就是“絕智棄辯，民利百倍”。
通觀楚簡本，“聖”並不存在陳先生當初所說的第二種意思，也就不存在不自洽的問題了。看來這是道家後學把文字改掉了，但改得不夠徹底，讓後人困惑了那麼久。——當然這並沒有困惑住所有人，比如唐蘭先生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提出，“絕聖棄智”雲雲與《老子》通篇對聖人的推崇很是矛盾，想來是後人羼雜進去的。（《老聃的姓名和時代考》）
話說回來，聖人也好，老爺也罷，總之是統治者，那麼統治者為什麼要幹涉或管製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麵麵呢？一個最容易的也是政治上最正確的回答是：他是老爺、是聖人、是統治者，既然站得高，自然看得遠。如果他貌似粗暴地對待我們，那其實隻是爸爸對兒子的那種粗暴：“爸爸打你，還不是為了你好！”隻是，作為年幼無知的兒子，我們暫時還理解不了爸爸的愛心和高瞻遠矚。
但是，他是否真的高瞻遠矚，是否真的有足夠的智慧可以設計和安排一個國家的方方麵麵呢？這就要回到方才作為考據問題而提出的楚簡本《老子》的那句“絕智棄辯，民利百倍”，《老子》恰恰是宣揚反智主義的。為什麼要反智呢？因為治國要合於“道”，然而“道可道，非常道”。
3
這個理由貌似有一點玄妙，但我們用《莊子·知北遊》的一則寓言就可以很輕鬆地解釋其中的道理。
所謂“知北遊”，是說一個名叫“知”的人到北方旅行的見聞。古代“知”“智”相通，《莊子》用的是一種特殊的擬人方式，在中國傳統裏比較少見，卻是英國十七八世紀的文學家們極愛使用的一種修辭。
這位叫作知的先生到北方遊曆，在一處同樣有著隱喻意義的水濱丘陵見到了一位叫作無為謂的人。知向無為謂請教說：“請問，怎樣想才能想通什麼是道，怎樣立身處世才能安於道，怎麼做才能獲得道？”知先生一連問了三次，無為謂都不作答。他其實不是不想回答，而是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知先生隻好帶著遺憾離開了，不久又遇到了一位叫作狂屈的人，便用同樣的問題問他。狂屈說：“唉，你這些問題我倒是知道，隻是才要告訴你，卻突然忘記了要說什麼。”
知先生無可奈何，回到帝宮，去問黃帝。黃帝說：“沒有思索、沒有考慮才懂得道，沒有居處、沒有行為才安於道，沒有途徑、沒有方法才獲得道。”
知先生總算知道了，卻又生出了一個新問題：“咱們兩個都知道了，他們兩個卻不知道。到底誰對呢？”
黃帝答道：“無為謂才是對的，狂屈也算差不多對了，咱們兩個還離得遠呢。知道的人不說，說的人不知，所以聖人才要行不言之教。”黃帝說的這是《老子》的名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通行本第五十六章），“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通行本第二章）。
黃帝接著又說了一些“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之類的話，然後又引《老子》：“失去了道於是有德，失去了德於是有仁，失去了仁於是有義，失去了義就隻有禮了。禮是道的末梢，是禍亂的開端。”還有一句我先直接引用原文吧，“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這個故事很形象地闡釋了“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理，搞文藝的人特別喜歡。陶淵明《飲酒》第五首中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是同樣意思的詩意表達。當然還有禪意的表達，手指和月亮的故事是眾所周知的，我們要看的不是手指本身，而是手指那端的月亮；甚至還有不大為我們熟悉的基督教的表達——聖奧古斯丁寫作《論基督教義》，開篇便聲明，雖然他會很努力地解釋教義，但一定還會有人不懂，因為“他們看得見我的手指，卻看不見我所指的星月”。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極端者如赫拉克利特的信徒克拉底魯，認為萬物永遠都在川流不息，所以我們無法給任何事物命名，於是他一輩子緘口不言，隻是東指西指。
看來這真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不過我們還是要回到一個很基本的出發點來：百家爭鳴，出發點非常實際，大家都覺得社會有問題了，有問題就要解決問題，他們並不是什麼“空虛時代的無用詩人”。而偏偏很多道家的研究者要麼是搞哲學的，要麼是搞文藝理論的，所以總是天然地喜歡去看《老子》形而上學的那一端。但我這裏還是把務虛問題放一放，多談一些形而下的東西。
方才黃帝最後的一句話我直接引用了原文，這句話在《老子》通行本第四十八章作“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楚簡本裏也有這句，文字是“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是《老子》很著名的一句話，但解釋起來比較困難。
李零先生的理解是：“‘為學’是學習知識，‘聞道’[40]是琢磨道理。學習知識，總是越來越多；琢磨道理，總是越來越少，這是很深刻的體會。……通俗是最高的境界，真正的通俗，絕不是白開水、小兒科，而是深入淺出，把複雜的事情想得明明白白，也說得明明白白，這是最高境界。”（《人往低處走》）
這道理就好像人們常說的“大道至簡”，但“大道至簡”總會麵臨兩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一是界定困難，到底怎樣的東西才屬於所謂“大道”呢；二是即便大道至簡，但證明並應用這個至簡的大道卻往往非常複雜。
後者最典型的例子恐怕要算進化論了。2009年是達爾文誕辰二百周年，也是《物種起源》出版一百五十周年，美國的《科學》和英國的《自然》雜誌都出了紀念特刊。《自然》的編者按是這麼說的：“本期專輯裏的這些論文無不證明著查爾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的成功。該理論是由一百五十年前的《物種起源》一書精心闡述出來的，它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簡潔——隻要有了可遺傳的變異、大量的繁殖和環境的改變，那麼自然選擇就一定發生，進化也就隨之而來。”（Nature, Vol 457）
進化論的“道”就是這麼“簡潔”，可我們幾乎每個人都知道，要證明這個“簡潔”的道理，已經花費了多少代的研究者們多少的氣力，並且現在還遠遠不是終結。這個例子反而吊詭地告訴我們：為了證明大道至簡，尤其需要“為學日益”。
在陳鼓應先生看來，《老子》這裏所謂的“為學”和“為道”應該有著某種特定的含義：“這裏的‘為學’範圍較窄，僅指對於仁義聖智禮法的追求，這些學問是能增加人的知見與智巧的。……‘為道’是通過冥想或體驗以領悟事物未分化狀態的‘道’。”整句翻譯為：“求學一天比一天增加‘知見’，求道一天比一天減少‘情欲’。減少又減少，一直到‘無為’的境地。”（《老子注譯及評介》）
許多注本都是這個風格的，以為《老子》這裏說的是一種修心之道，但這一句接下來就是“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明顯銜接上文，也明顯在說為政之道。所以，“為道日損”，損的是不是“情欲”，這就有點可疑了。[41]
把情欲減損到最低限度，隻是“少私寡欲”（通行本第十九章），卻不是無為。如果這也叫無為，那麼深山裏的老和尚應該最符合《老子》之道了，但老和尚可做不到“無為而無不為”，更不可能“取天下”。
所謂損益，孔子也講。如果把“損”和“益”分別來看，郭店出土的儒家典籍《尊德義》有“學為可益也”，看上去正和《老子》的“為學日益”相對立，也不知道是誰在針對誰；但如果把“損”和“益”連起來看，孔子講的“損益之道”其實就是為君之道，這尤其可以在馬王堆帛書《要》裏得到證明。《淮南子·人間》說孔子讀《周易》讀到損卦和益卦的時候，感歎這是王者之事。那麼，《老子》這裏講的損益是否用的也是當時的通行觀念，一樣在說為君之道的政治內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