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讀書人沒有一個是正常的”——在大家判斷這是一句蠢話之前，請允許我先把“讀書人”這個概念界定一下。我有一個朋友在航空公司搞技術工作，書架上除了專業書之外再無其他。他這輩子隻讀過唯一的一本閑書，可就連這本書也毫不留情地彰顯著他那份精英級的專業趣味——那是一本，書名叫作《和空姐同居的日子》。
對這位朋友，我們顯然不該把他納入讀書人的範疇。這裏所謂的讀書人，是指那些始終保持著濃厚的閱讀趣味，並把閱讀僅僅當作一種趣味的人。閱讀對他們而言是毫無功利性的，也就是說，書籍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某種提升或裝飾自己的工具。
接下來我們還要排除一種人。我的另一個朋友曾對我講起自己的女友，說正是她的閱讀品位點燃了他的熊熊愛火：“她隻看排行榜上的書，真是太純了！”他說這話的時候，臉上洋溢著一整個春天的幸福。但當時環境嘈雜，我錯把“純”聽成了“蠢”，直到多年之後的一次舊事重提，我才知道自己這個尷尬的耳誤。好在朋友絲毫不以為意——他先是怔了一下，隨後很豪放地說：“這不就是同義詞嘛！”
無論如何，說出這等振聾發聵之言的這位朋友本人可一點也不“純”。他是一個資深的圖書策劃人，他說他的工作是針對大眾市場來策劃圖書，如果換成專業術語來表達，就是專門欺騙那些辨別能力較弱的讀者。“以前我們相信讀書是促人思考的，”他曾經這樣總結過自己的職業生涯，“而我和我的許多同行們在做的事情其實卻是使人放棄思考並接受劣質的知識。沒辦法，生存壓力呀。至於我們是怎麼做的，咳咳，請允許我保留一點行業秘密。”
我一直記得後來他以一種頗為複雜的語氣對我說：“我做的書，即便講的是你完全陌生的領域，也很難騙得到你，因為你是個讀書人，我也是，我們都不正常，我們都是反人性的，聰明但不快樂。我老婆那樣的才是正常人，對生活充滿了庸俗的愛，從來不會自討苦吃。所以，要做好圖書市場，就要把握一個大原則：書，一定要做給不讀書的人。”
後來，直到我告辭回家，洗臉刷牙睡覺，起床穿衣吃飯，上班下班，下班上班，才突然理順了他這番話裏的邏輯關係。我承認，讀書人的確不正常，心理不正常，而且越讀書就越會遠離正常。
2.
大廳裏熙熙攘攘的，似乎是某個商家正在搞著什麼促銷活動，主辦方一頭大汗地向人們發放禮品。禮品共有兩種，巧克力和馬克杯，價值大體相當，隨機發放，不許人們挑選。可想而知的是，肯定會有不少偏愛馬克杯的人卻拿到了巧克力，另一些人則相反。所以，在所有禮品發放結束之後，主辦方給了大家一個很貼心的建議：可以隨意用手中的禮品去交換另一種禮品。
現在，各位讀者，你們已經了解了整件事情的經過，你們認為會有多少人做這種交換呢？
很多被問到這個問題的人都會回答說，大約會有一半人交換禮品。很好，這在概率上也許是沒錯的，但事實是，交換禮品的人還不到十分之一。
這項活動的“幕後黑手”其實是幾個心理學家，他們用這個實驗證明了人們維持現狀的動機有多麼強大。約翰·哈蒙德和他的合作夥伴們把這種心理稱為“維持現狀陷阱”（Status-Quo Trap），並提醒人們注意，一個人麵臨的選擇越多，維持現狀的吸引力也就越大。他們的這篇文章發表於1998年，是《哈佛商業評論》創刊以來重印次數最多的文章之一。
我們接下來試想一下，一個人的手裏拿著的是馬克杯還是巧克力，這個“現狀”僅僅是幾分鍾前才隨意形成的，其影響力就已經如此之大，那麼如果換作積年累月形成的“觀念”，人們又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呢？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理解一些和讀書有關的事情，比如，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會對曆史翻案文章深惡痛絕，他們還總是樂於懷疑文章作者到底是何居心。而讀書人的態度則往往平和得很不正常，如果哪個翻案話題足以引起他們的興趣，他們就會仔細檢視文章作者的證據和邏輯，隻要檢視無誤，大腦裏的相應部件就會馬上更新升級；“維持現狀陷阱”於他們而言即便不是全然無存，至少所發生的效力要比正常人弱上很多。
但所謂陷阱，隻在少數時候才會對人們的決定產生負麵的影響，作為千萬年演變下來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心理定式，在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積極作用肯定要更大一些，讀書人其實隻是在用理性違逆天性罷了。
這也許是閱讀習慣在潛移默化中造成的影響吧，因為讀書越深入，就越是容易體會到我們的許多知識並不是得之於事實，而是從一些公認的假設當中推演出來的。可想而知的是，如果哪一天發現了新的材料，推翻或者修正了原來的假設，那麼原來的結論自然也會隨之修改。以史學為例，比較準確的表達方式大致是這樣的：“根據某某史料，則……”看上去言之鑿鑿，但其實這樣的表達方式隻是一種簡化的版本，其完整形式是：“若某某史料為真，則……”
所以，讀書人的心裏裝著的往往不是一些確定的知識，而隻是某種確定的方法論罷了，這就導致他們心裏那種不踏實的感覺要比其他人更強。一個不通文墨的鄉下少年會用真誠而篤定的口吻說：“嶽飛是我的英雄，我的偶像。”而一個讀書人的說法卻很可能是這樣的：“若現有史料為真，並且基本完善的話，那麼嶽飛是我的英雄，我的偶像。不過，如果將來有新材料出現，我也會相應地修正我的看法。”假若現在發起一個投票，問大家在這兩個人裏喜歡誰、討厭誰，結果一定毫無懸念。
現在，就讓我們順勢把話題轉移到嶽飛的這個例子上來，上述讀書人的說法之所以令人厭惡，顯然還有著另外一個原因，這也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觀點：嶽飛已經是我們民族精神的代表，是一個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符號，即便真有什麼新材料出現，搞這種研究又有什麼意義呢，難道要把我們的英雄一個個地毀掉不成？可悲的是，讀書人還真就會有這種擲玉毀珠的勇氣和焚琴煮鶴的情調，對毫無意義的事情抱以比正常人更多的偏好，而這正是他們的第二點反常之處。
3.
一般所謂的“有意義”，時常同義於“有用”，也就是具有功利上的價值。但是，一個讀書人往往不大可能同時是一個功利主義者，反之亦然。讀書人會有追問的習慣，會把問題逼到證據和邏輯的極限，不經意間就會使好奇心遠遠壓倒了功利性。現在不妨讓我們假設一個情境，如果真的發現了可靠性很高的新材料，或者根據一種嶄新的價值觀，證明嶽飛原來不那麼光彩，這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也許有點匪夷所思的是，對於這類問題，新論調的說服力越強，大多數人往往反而越是堅定原有的立場。是的，如果主動接受了新的論調，前後不一致的感覺會讓人很不舒服，而為了消除這種不舒服的感覺，最常見也是最自然而然的情形就是繼續保持原有的一致性。事實上，這就是費斯廷格和卡爾史密斯在1959年提出的經典的認知失諧理論的核心內容，但在嶽飛的這個具體問題上，該理論的解決能力比之它的預測力與解釋力似乎要遜色許多。
好在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曆史總會給我們帶來一些經驗。是的，同類的並且更難解決的問題古人早就遇到過了。事情發生在兩千年前，在漢景帝的朝堂上，兩位學者型的大臣正在爭論著一個看似和時政毫無關係的純學術問題，即商湯王和周武王到底是好是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