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難能可貴的是，天國的某些農民領袖並沒有把眼界局限在宗教和西洋器物文明上。少數一些有見識的領袖人物，像慕王譚紹光、侍王李世賢、章王林紹璋等人，均對西方科學、文化及製度抱有一定興趣，甚至還收藏了一些有關書籍。與太平天國同時並自願接受天國領導的上海小刀會起義軍，在開放程度上也不亞於他們的宗主，其組織另有一個名稱即“順天洪英義興公司”，首領劉麗川雖也是農家出身，但由於闖過南洋，還居然會一點洋涇浜英語，據說曾用這種四不象的英語與洋人通信。在所有事情中，最令人震驚的是，在洪仁玕主持下，後期的太平天國竟然提出了一套以保護私有財產，鼓勵私人投資，以西方社會為樣板，改革社會風俗製度，具有濃厚資本主義色彩的社會政治改革方案。其立意之正，變革之深，浸浸乎居當時的亞洲之首，而且明明白白地提出要與“番人並雄”。雖然這個方案迫於天國的情勢並沒能真正實行，但它由天國正式頒行在某種意義上暗示了中國農民在接受新事物和學習西方方麵所能達到的深度和潛力。當時的中外有識之士，幾乎都對這個方案給予很高的評價。連曾國藩的高級幕僚趙烈文看到《資政新篇》後，居然也不無欽佩地讚道：“其中所言，頗有見識”。雖說“《法法類》皆效西人所為，其欽折外洋，殆為心悅誠服”，有點全盤西化之嫌，“然其長處頗能變通用之，亦未可抹殺。……觀此一書，則賊中不為無人。”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天國農民向西方學習的熱情和努力，還是受到了自身認識與思維格局的限製。太平軍後期軍事失利和武器競賽的失敗，除了由於西方列強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確立扶植清政府的方針，出麵幹涉和絞殺革命，並對太平軍施行全麵有效的武器禁運，大肆武裝淮湘軍的種種因素外，其引進西洋火器的同時，沒有注意相應的軍事製度的改革，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台灣學者王爾敏曾說：太平軍“其所以不能獲勝，反為淮軍所製者，在於淮軍之有組織，也就是淮軍用湘軍編伍的定製，參合西洋運用洋槍的成法，而成為一種新的隊伍。”連忠王李秀成這樣的“開明人士”，也沒有動過變革軍製的心思，而且對幹王的政治改革頗不以為然。縱然洪仁開的《資政新篇》，比之與他同時的先進士大夫馮桂芬、王韜輩的思想，也稍嫌粗糙，更何況洪仁玕的設想在太平天國還隻能算是空穀足音，曲高和寡。農民在實用理性方麵的敏捷，最終不得不受製於自己的小生產的眼界。
非但如此，對於天國的農民來說，更可悲的事情在於，他們基於“同一上帝”前提下對西方盲目的友好態度，實際上已經翳蔽了他們識別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眼睛。他們對西方的那種善意的誤解，在英法聯軍以卑鄙的目的和卑劣的借口再一次燃起侵略戰火之後，已經在中國老百姓中換來了對他們的巨大誤解。天國農民把英法在廣州的侵略當成“洋兄弟受了清妖的欺侮”，固然可以說他們對事情的真相的失察，但卻不能不說他們已經陷入了一種深深的認知誤區，他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一方麵在西方列強驟然變臉，大開殺戒之時手足無措，毫無準備。據當時報紙記載：在上海城下，當忠王李秀成和他的衛隊遭到西方軍隊背信棄義的突然襲擊時，竟然驚呆了，一動不動聽憑劊子手們射殺。另一方麵，也使不明裏就的一般老百姓在對西方情感大變的情形下，把太平天國與洋人等量齊觀。在南昌教案（1863年初）中，這種苗頭已經很明顯了，老百姓把嫌惡的法國傳教士與“長毛”看作是一回事。世情的轉變，民心的喪失，使天國嚴峻的晚景雪上加霜，據李鐵軍在《關於太平軍將士大量叛降問題》中的統計，太平軍叛降事件共發生了一百三十八起，由此失陷城池九十二座，降軍近百萬，而這些叛降多半發生在1861年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