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時代的局限，甲午戰爭這個亡國的信息要經過相當一段的時間間隔，才能傳遞到農民那裏。由於沒有意識到這場戰爭的嚴重性，在整個戰爭期間，農民的表現並沒有顯得與以往的戰爭有太大的不同。在主要戰區東北，有自發投軍參戰的獵戶、炮手，也有為反抗日軍暴行而殞命的農夫、工匠。當然也有既拒日軍又防己方敗兵擾害的鄉勇。就農民的心理而言，還是希望中國軍隊能打勝，盡管官兵的紀律很壞，在老百姓的風傳耳食裏，中國的敗仗往往也傳成了勝仗。
在另一個戰區膠東半島，情況也差不太多。威海市檔案館收藏著一份悼念在戰爭期間威海長峰村與日寇衝突而死亡的十七名村民的祭文，頗能說明問題：
吾想夫大難方興也，官軍鼠竄，倭寇鴟張，兵馬紛擾，突圍村莊，操戈入室，持刀登堂，拆毀我屋房，搜取我衣裳，糟蹋我黍稷稻粱，屠殺我雞犬牛羊，一至黃昏，四起火光。當此時也，朔風栗冽，天氣慘凍，饑寒之兒童暮寢雪地，困憊之婦女夜走山崗。而此室家之保聚，門戶之持守，鄰間之危係，有非丁壯老成而莫當，若口諸公者，或為儒，或為農，或為工商，或為一家之主，或為一鄉之望。異類之言語不通，方賴執筆以應對，同人尤患莫解，有資協力以挾匡。奈何變生不測，事出倉皇。欲救禍而反遭奇禍，欲消殃而反罹凶殃。當其時，或以子救父，而首犯鋒芒；或以弟救兄，而身被旗槍；或被發纓冠，以救鄰鄉，不轉瞬而仆屍道旁。
由此可見，鄉民們對“同文同種”的日本人多少還有點幻想，居然想要“執筆以應對”，和侵略者對話，然而卻“欲消殃反罹凶殃”，最後隻好“被發纓冠”拚死一爭了。
真正發生強烈反應的地方是被明文割讓的台灣。對於台灣居民來說，亡國已經變成一種活生生的現實了。不過，麵臨這樣嚴酷的現實，上層與下層的表現是不一樣的。
割台的消息一經證實，整個台灣“百姓皇皇鼎沸，不願他屬；而巡撫及司道以下發行李及眷屬先行，百姓愈嘩，意起要留。官、紳、富室緘滕赴渡者，‘莠民’遂出而截之，由是四處‘匪人’坌起如毛。”然而恰是這些“坌起如毛”的“莠民”和“匪人”，給日軍造成的損失，竟比整個甲午戰爭還大。據曹和洛《中東戰紀本末》統計，整個中日甲午戰爭中，共斃日軍四百一十三人，傷日軍一千七百一十二人。而據日本方麵顯然大大縮小了的估計，在台灣戰死、病死的日軍官兵，包括山根少將、北白川能久親王在內，共四千八百餘人，重傷五百餘人。洪棄父的《台灣戰紀》稱：“自和約換，敵軍來，台灣沈沈無聲；天下皆以蕞爾一島俯首帖耳屈服外國淫威之下矣。而烏知民主唐景崧一去，散軍、民軍血戰者六閱日。提督劉永福再去，民眾、土匪血戰者五閱年。”驕橫的日寇踏上台灣的土地方覺遇上了真正的勁敵，飽嚐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滋味。山間的茅舍、田野，遍地的“土民”幾乎都是與他們為敵的“土賊”，甚至連婦女兒童也不例外。這一段日本方麵的記錄顯然很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