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槍洋炮的轟擊下，手持大刀長矛的義和團，“死者如風驅草，乃後隊存區區之數，尚不畏死，倏忽間皆中彈而倒，”這種頑強戰鬥的拚命精神曾多少次令手執最先進的武器的侵略者膽寒心顫。吃了敗仗的西摩爾聯軍統帥西摩爾的哀歎道：“義和團所用設為西式槍炮，則所率聯軍，必全軍覆滅。”一位外國使館人員發現過一個攻擊使館區的年僅十五歲左右的義和團少年，發現他居然脫光衣服，遍身擦油，“毫無畏懼，直對日本防線而來，手中並無兵器，隻拏引火之物，及油一瓶”，明顯是要當“火彈”與敵同歸於盡。刀槍不入的神話，在洋人的快槍利炮和成堆的死難者麵前，顯然維持不了多久，義和團的勇敢作戰，所憑借的主要還是多年積蓄的怒氣和保家愛國的信念。甚至在庚子以後，在八國聯軍與官軍的合力圍剿下，義和團還是堅持了很長時間。而且，一般說來，凡借宗教名義進行的戰爭，戰死者大抵有“升天”之類的榮譽性解說，而義和團則無，而且還有相反的責難。在這種情形下，團民們的無畏赴死，就顯得尤為難能可貴。
在義和團的精神世界，透過那些充斥巫覡氣息的揭貼、乩語和傳言，我們還是能窺見一些有關民族、國家的正確認知。比如義和團宣稱紅燈照能騰空飛升，“可以遠赴東洋，索還讓地並償還二萬萬之款”，包含了他們對肉食者所謀時政的了解（《馬關條約》）。八國聯軍大舉入侵後，“有人傳雲：刻下蒙古王帶兵將俄國占據，日本國京城亦被紅燈照用法術燒去一半。聞者信之，”說明義和團農民至少有人已經知道俄國是北邊靠近蒙古的。對西方列強地理位置知識的了解，哪怕隻有可憐的一點點，也說明了農民意識的進步。京、津失陷後，義和團為激勵士氣，宣揚前階段的失利是因為“時候未到，彼等操之過急，故大受創。我輩待時而動，時至恢複京津，如拾地芥耳。且英俄雖稱大國，而其地不過中朝三、四省，其人數不過中朝一、二省，何足懼哉！”雖不準確（甚至錯誤，也有近似對的地方，如英俄人口），但對西方的認識已經不限於分別國名，而且有了量方麵的模糊的測定。最難得的是一份據稱是湖南“拳匪”所擬的對列強的“和約”。“和約”的前提無疑是荒唐的，因為它建立在傳聞中義和團勝利的基礎上，但其內容卻有值得注意之處。整個“和約”計二十五款，大體可以分為這樣幾部分內容：第一，賠款--各國前索賠款一概作廢，各國賠償中國兵費四百兆兩，義和拳兵費四百兆兩。第二，還地．一各國退還以前強占強租之地，日還台灣，德退膠州，俄退大連等。第三，通商--進出口貨物加倍收稅，各國商船人口應通過守口兵官，收回海關自理。第四，教堂充公，傳教士各回其國。這份“和約”應該說大部分內容從“質”的方麵來說都是合理的，更可貴的是體現了一種從前沒有的開放精神，對通商的各種要求既合理，又合乎國際慣例。這份“和約”實際上是中國人渴求一雪國恥擺脫不平等條約束縛的夢想的寫真。當然“和約”胃口未免過大，而且還有要求外國人“行叩頭之禮”的規定，未免陳腐。但總的來說體現了某種程度的時代氣息。這份偽造的“和約”盡管未必真的出自“拳匪”之手，但草擬者至少為同情義和團的下層知識分子（“和約”出台時的1900年10月，湖南的上層已知北京的真實情況，而且逃亡在山西的慈禧太後也已“轉向”，發布上諭“痛剿”義和團）更重要的是，如“和約”一般類似的流言，四處流傳，“鄉人聞之而喜，市人聞之而傳”。說明它代表了一部分農民的呼聲和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