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收回帝國主義在華財產，沒收官僚資本，建立社會主義國營經濟
毛澤東早就提出“我們可以采取和應當采取有步驟地徹底地推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製權的方針。”帝國主義者的這種控製權，表現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麵。在國民黨軍隊被消滅、國民黨政府被打倒的每一個城市和每一個地方，帝國主義者在政治上的控製權即隨之被打倒，他們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控製權也被打倒。但帝國主義者直接經營的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依然存在，……對於這些，我們必須分別輕重緩急，給以正當的解決。
隨著全國大陸的解放，解決這些問題的條件已經成熟。依照黨中央製定的方針，中央人民政府廢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收回了長期被帝國主義所把持的海關，統製對外貿易，實行外彙管理。同時，正當地處理了外國政府和個人在華的財產。
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財產大體有三種形式：即帝國主義給中國反動政府的借款；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的財產；外國人在中國占有的房地產。我國人民政府對帝國主義給予中國反動政府的債款一律不予承認。對於帝國主義在華企業的財產，全國解放後尚有外資企業一千餘家，這些企業大都屬於美、英大壟斷資本集團，其餘分別屬於法國和其他10餘個國籍，也有些是外國僑民經營的小工廠和店鋪。1950年12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管製清查美國財產、凍結美國公私存款的命令，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之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的一切財產，應即由當地人民政府加以管製，並進行清查；非經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之核準，不得轉移和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所有銀行的一切美國公私存款應即行凍結”。隨後，相應對英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在華企業，也通過各種形式，陸續為中國人民收回。到1952年底，中國大陸上的外資企業和外國人占有房地產已基本上處理完畢，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勢力隨之被打倒，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橫行霸道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收回這些外資，經過改造，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大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工人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得到充分的發揮。例如擁有六萬職工的英國資本家長期盤踞的開灤煤礦，經人民政府收回後，不到一年，生產效率即提高了一倍，生產成本降低了45%。
沒收官僚資本，是我們黨對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四大家族為主要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政策。沒收官僚資本並把它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這是徹底完成民主革命，實現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一個重大步驟。
中國的官僚資本，主要是指以蔣介石為首的官僚資產階級所掌握的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當權的20多年中，擁有價值100億至200億美元的巨額資本，壟斷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他們控製國家政權，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結合在一起，剝削和壓迫全國各族人民。官僚資本在抗日戰爭前已經形成，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政府利用接收戰敗國日本、德國、意大利等帝國主義在華的企業和漢奸財產，大肆搜刮民膏，使官僚資本的發展達到最高峰。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全部工業資本中，官僚資本約占2/3。全國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的“資源委員會”控製著全國的資源、能源和其他重工業。它擁有291個工礦企業，掌握著全國鋼鐵產量的90%，煤產量的33%，電力的69%，全部的石油和有色金屬等。同時，官僚資本還控製著全國的輕工業，如“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在1947年占有全國紗錠的37.6%，和全國機械化織布機的60%。全國的大銀行也為官僚資本所控製，主要是“四行兩局”的係統，即包括國民黨政府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和中央信托局、郵政儲金彙業局，還有合作金庫等。連同國民黨省、市銀行係統，全國各地官辦銀行共有2400餘家。全國的鐵路、公路、航空運輸和將近一半的輪船噸位，以及十幾個壟斷性的貿易公司，都掌握在官僚資產階級手中。以“四大家族”為主要代表的官僚資本，不但壓迫工人、農民，而且壓迫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它是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代表一種最反動的生產關係，嚴重地阻礙著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曆史的事實表明，在舊中國的國民經濟總產值中，現代性的工業產值比重雖然很少，但卻極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資本是集中在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手裏。”人民政府沒收這些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國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因而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
如何沒收官僚資本呢？早在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親自草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中就明確規定：“沒收官僚資本。凡屬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經營的工廠、商店、銀行、倉庫、船舶、碼頭、鐵路、郵政、電報、電燈、電話、自來水和農場、牧場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1951年1月，政務院又發布《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財產的指示》同時，中央人民政府發布了《企業中公股公產清理辦法》，對隱匿在一般私營企業中的官僚資本股份進行廣泛的清理工作。為了有利於生產的恢複和發展，依照黨的政策，我們在沒收官僚資本的時候，一般采取原封不動，係統接管的辦法，不是打亂原來企業的生產機構，而是自上而下、按係統把企業完整地接收下來，對這些企業首先進行監督，然後逐步進行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這樣，對於我們恢複和發展生產，建立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效益較好，障礙較少。
人民解放軍解放一個城市，沒收官僚資本的工作隨之展開。到1949年底，國家沒收官僚資本的工業企業共2858個，擁有生產工人75萬人。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力量，隨著沒收官僚資本的勝利而迅速增長。據統計，1949年，社會主義國營工業在全國大型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為41.3%，國營經濟已經擁有全國的電力產量的53%、原煤產量的68%、生鐵產量的92%、鋼產量的97%、水泥產量的63%和棉紗產量的53%。國營經濟已經掌握了全國的鐵路和大部分的現代化交通運輸業，管製了絕大部分的銀行，並實現了對外統製貿易。
沒收官僚資本是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的需要。毛澤東早在1944年8月就說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民粹主義的地方。簡單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在我國，機器比較集中於官僚資本主義的企業之中。官僚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也是蔣介石反動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因此，沒收官僚資本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綱領之一。建國初期，我們采取正確的步驟迅速沒收官僚資本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這是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項必不可缺少的任務。它表明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已經“獲得機器”，有了中國民主社會的工業基礎，因而我們能夠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獲得新的勝利。
沒收官僚資本又具有社會主義革命性質的意義。毛澤東在1958年1月最高國務會議上曾經指出，由共產黨為主體的國家沒收官僚資本，這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我們提出並沒收官僚資本，就成為準備實現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重大步驟。因為，官僚資本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主體部分，在解放前，官僚資本占中國資本主義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產的80%，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沒收官僚資本並把它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這就意味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的最大的部分，實現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所以，剝奪大資產階級，沒收其壟斷資本，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又是我國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偉大轉變的重大步驟。
（二）新解放區土地製度的改革
由於中國是一個大國，情況極為複雜，革命是部分地區首先取得勝利，然後取得全國的勝利。因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在老解放區（約有1.6億人口）已經有1.45億農業人口，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務，社會秩序已經安定，經濟建設也已經開始走上軌道，大多數勞動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在新解放區（約3.1億人口）2.64億農業人口尚未解決土地問題，偏僻地方的土匪也未完全剿滅，社會秩序還沒有安定，還沒有獲得有計劃進行經濟建設的條件。主要在華東、中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舊的封建土地製度仍然存在，廣大農民還未能從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中完全解放出來。因此，領導新解放區農民進行土地改革，廢除封建土地所有製，這是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根本任務。
我們要在比過去廣大得多的地區完成土地改革，這在曆史上是沒有過的，是一場很激烈的鬥爭。北方的土改是在國內戰爭中進行的，戰爭空氣掩蓋了土改的空氣，現在基本上已無戰爭，土改就顯得特別突出，要推翻整個地主階級，地主的叫嚷顯得特別尖銳，民族資產階級又與土地問題有密切的聯係，因而社會的震動也顯得特別重大。為了順利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務，在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正確對待富農的策略問題。
1950年3月12日，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中南局並華東局、華南分局、西南局和西北局的通知中，又提出在今冬開始的南方幾省及西北某些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中，不但不動資本主義富農，而且不動半封建富農的決策。這樣，更能孤立地主，保護中農，防止亂打亂殺，避免發生“左”的偏向，有利於穩定民族資產階級，減少社會的大震動，使我們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動權。在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因為戰爭已經在大陸上基本結束，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土地改革工作，“我們對待富農的政策應有所改變，即由征收富農多餘土地財產的政策改變為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以利於早日恢複農村生產，又利於孤立地主，保護中農和保護小土地出租者。”在這次全會上，通過了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土地改革的決議。接著，中共中央還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草案》，提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討論，經會議同意後又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正式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並於1950年6月30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公布實施。此外，中央人民政府還先後頒布了《農民協會組織條例》、《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城市郊區土地改革條例》等重要文件。這些文件明確規定了土地改革的路線、方針、政策。這次土地改革的總路線和總方針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製度，發展農業生產”。
毛澤東說：戰爭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曆史時期內考驗全中國一切人們、一切黨派的兩個“關”。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麵，他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麵，他就是反革命派。他號召大家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他特別強調說：中國的主要人口是農民，革命依靠了農民的援助才取得了勝利，國家工業化應依靠農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階級應當積極地幫助農民進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也應當讚助這種改革，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更應當采取支持態度。
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建國初期，各個新解放區開展清匪反霸、減租減息運動。經過半年多的鬥爭，基本肅清匪患，收繳地主武裝，摧垮保甲製度，削弱了整個地主階級，農民的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有了提高，一批先進的骨幹分子迅速成長，並開始掌握了農村基層政權。
這一切，都為新解放區全麵地開展土地改革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從1950年冬到1953年春，全國分三批進行土地改革。第一批，1950年冬至1951年春，在1.2億多農業人口地區進行；第二批，1951年冬至1952年春，又在1.1億農業人口地區展開；第三批，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在3千多萬農業人口地區進行。對於少數民族地區（約2千萬人口）的土地改革，根據實際情況，給予充分的準備和更多的時間。
在進行土地改革的地區，普遍采取“典型試驗，重點突破，由點到麵，點麵結合，穩步開展”的工作方針。每一批的土改工作，大體都經曆這樣幾個階段，即發動群眾，劃分階級，沒收和分配土地，複查總結。這個過程，也就是農民階級同封建地主階級之間的鬥爭過程，是推翻封建主義壓迫和剝削製度的過程。由於各地區堅決執行黨中央所規定的土地改革的總路線和總政策，認真地貫徹有領導地發動群眾的方針，做到了領導骨幹和廣大群眾相結合，並且建立城市和農村最廣泛的反封建統一戰線，從而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地主階級，團結了廣大群眾，使我們能夠比較順利地完成土地改革這個偉大的曆史任務。
全國土地改革的勝利，使我國，特別是農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土地改革中獲得經濟利益的農民占全國農業人口的60-77%，連同老解放區，全國約4億農民獲得了約7億畝的土地和其他大批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達3000萬噸以上糧食的苛重地租；農民成為了土地的主人，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廣大農村普遍開展大規模的愛國增產競賽活動，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並且從各方麵有效地支援了當時正在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據統計，1952年，糧食產量為1.6392億噸，比1949年增加4974萬噸，年產量超過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棉花產量，1952年為130.4萬噸，比1949年增加86萬噸，比解放前最高年產量增長一半以上。土地改革的勝利，廣大農民的覺悟大大提高，成為農村人民政權的支柱，鞏固了工農聯盟。同時，促進了農村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總之，土地改革的完成為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進行大規模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有利的必要的條件。
(三)穩定物價，統一財政經濟
新中國成立時，整個國民經濟破爛不堪，幾乎陷於癱瘓的局麵。最突出的困難是物價持續波動，通貨膨脹異常嚴重。從1949年5月到1950年5月，連續發生4次大幅度的物價波動。第一次從1949年5月至6月上旬，以京滬為中心的“銀幣大戰”；第二次從1949年7月至11月間，以滬津為先導，華中、西北跟進、波及全國，形成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物價上漲風，整個物價，每天要上漲10-30%；第三次在1950年春節前後的“糧棉大戰”；第四次1950年5月繼續穩定金融物價的鬥爭。
造成全國物價持續大波動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一是國民黨反動派遺留下來的曆史因素繼續發生作用。1950年4月劉少奇曾說：“由於過去十二年來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的影響所造成的某些經濟事業的虛假的表麵的繁榮狀態，遇到了今天物價趨向穩定的局麵，也發生了暫時的貨物滯銷、生產縮減的困難。”“中國的金融物價也是十二年來沒有穩定過的，人民必須在通貨膨脹的損失中付出巨額的資金。”二是財政上入不敷出，人民幣發行過量。新中國成立前後，麵臨巨額的軍費支出和數百萬公職人員生活以及失業救濟；麵臨國民經濟全麵恢複所需的投資，而我們所擁有的物資、黃金儲備量極為單薄，在這種情況下，過量發行人民幣，勢必造成物價波動。三是大批私人投機資本的存在和搗亂，這也是導致物價持續波動的重要因素。然而我們並沒有被這樣嚴峻的局勢所嚇倒。毛澤東在1949年12月2日堅定地指出：“我們的情況概括地說來就是：有困難的，有辦法的，有希望的。我們的經濟事業在三、五年的時間內就可以完全恢複。”
穩定物價是新生的人民政權麵臨的最緊迫的任務之一。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中央人民政府為穩定物價、打擊投機活動采取了一係列果斷措施，使物價在一定幅度內波動，避免了惡性的通貨膨脹。
首先，加強金銀外幣的管理。一方麵，我們公布了金銀外幣管理辦法，宣布禁止金銀外幣自由流通，由中國人民銀行掛牌收兌；另一方麵，我們取締非法的金銀投機活動和機構，查封金銀外幣投機大本營“證券大樓”，取締專門經營高利貸的“地下錢莊”，並將操縱市場，破壞金融的首惡分子逮捕法辦。此外，還加強對私營金融機構的管理。經過實行這些措施，基本上製止了金銀外幣投機活動，私營銀行、錢莊業務也基本上納入國家銀行的控製之下。
其次，加強市場管理和物價管理。我們公布工商業登記辦法，普遍進行登記，未經核準的不準開業；嚴格市場管理，建立交易所，主要的物資集中交易。加強管理采購，把大量物資的采購置於國家監督之下，運用行政力量管理市場價格，保護國營牌價不受私營經濟的破壞，成為市場的領導價格；對沒有牌價的商品則采取議價、核價製度；對少數破壞、搗亂市場的投機分子，依法製裁，取締投機活動，保護正當的私營工商業。
再次，運用經濟力量穩定物價和打擊投機資本。我們在全國範圍內，調劑糧食、棉紗等主要物資，有組織地進行集中拋售，給投機資本以殲滅性的打擊。在陳雲的親自主持下，我們在全國加強對主要的工農業產品的收購和調運工作，迅速聚集了大批物資，主要是糧食、棉紗、棉布、煤炭和食鹽等，經過周密的部署和充分的準備，各大城市統一行動，趁市場物價上漲時即大量拋售。如1949年12月25日，在沈陽、天津、上海、西安等地，同時大量拋售調集的物資，使投機資本家措手不及，難以招架，受到致命的打擊。這樣，持續50多天的物價上漲風，到11月26日開始回落下來，而我們則獲得了控製市場穩定物價的主動權。雖然，1950年春初，物價再次出現波動，但自3月以後，全國財政收支已經接近平衡，市場物價趨於穩定。以同年3月的批發物價指數為100計算，12月下降為85，翌年12月為96.4，到1952年12月為92.6。曆史的事實表明，我們在經濟戰線上取得了第一個大戰役的勝利，國民黨反動派惡性通貨膨脹的後遺症迅速消除，上海等地市場上的金融投機活動基本肅清，建國初期財政經濟的主要困難已被克服。我們在不到1年的時間裏，把形勢險惡的市場物價穩住下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原上海申新紡織公司總管理處總經理榮毅仁事後表示，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穩住物價，給上海工商界一個教訓。他說：6月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則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天津商人解放以來在物價風潮上經過了三波三穩，經驗多，不敢過分冒險，能適可而止，結果無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