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市場，控製物價是同全國財政經濟實行統一管理相結合進行的。隻有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才能從根本上製止通貨膨脹，穩定金融物價。平衡財政收支，首先要統一全國財政經濟管理工作。
在財政經濟管理問題上，從抗日戰爭開始至1949年的12年間，根據當時解放區的實際情況，黨曾采取在政策上統一領導、在業務上分散經營，這是必要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是，隨著全國大陸的解放，全國在地域、交通和物資交流與貨幣等方麵已經陸續統一了，而就財經工作的全局來說，基本上仍是分散經營的，因為財政的收入並未規定統一管理的辦法，隻統一支出，未統一收入。這種情況在剛剛建國的時候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繼續停留下去。否則，勢必繼續額外增加通貨的發行，引起金融物價的波動，給資產階級的投機資本以可乘之機，影響人民的生活，妨礙整個國民經濟的恢複和建設。所以，“財經工作要從基本上分散經營，前進到基本上統一管理。”
黨中央和人民政府適時地采取一係列重大的步驟，解決統一財政經濟這個關鍵性的問題，為實現國家財經狀況的根本好轉而努力。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1949年12月2日舉行第四次會議，集中研究財政問題。會上，陳雲作了《發行公債彌補財政赤字》的報告，指出政府的財政支出與收入之間，大不相符。為了彌補赤字，暫時不能不依靠發行鈔票。1950年政府的財政情況“一定比今年好得多，但赤字仍舊很大。”由於人民遭受了10多年惡性通貨膨脹的痛苦，即從1937年6月至1949年5月，國民黨統治區的紙幣發行量增加了1400多億倍，物價上漲了85000多億倍。現在，全國人民希望政府即使在困難中，也要設法使金融物價比較地穩定一些。“考慮到人民的這種希望，在政府的財政措施上，不能單一依靠增發通貨，應該在別的方麵尋找出路。”為了減輕通貨膨脹對國家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影響，“政務院提請中央人民政府發行一次公債。這種公債的購買與付還，都以折實計算。5年之內，保證承購人分期得到可靠的本息。”“這種公債的作用，在於彌補一部分財政赤字。”在全國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人民購買公債的負擔，比起因增發鈔票、幣值下跌所受的損失來說，是比較小的。“所以從全體人民的利益說來，發行公債比之多發鈔票要好些。”我們需要經過一過一個恢複和發展經濟的艱難過程，政府財部的，必然成為人民的困難和負擔，但這是勝利中的困難，有報償的負擔。我們國家的經濟和財政情況，將必然一年勝過一年。薄一波在會上作了《一九五0年度全國財政收支概算草案》的說明，其基本精神是保證力爭勝利，逐步恢複生產；量出為入和量入為出兼顧，取之合理，用之得當。它的實施，對於穩定物價安定民生起了積極的作用。
正確地提出實行全國財政經濟基本統一管理的方針和原則。在1949年12月，關內幣製已經統一，全國彙兌、交通運輸已經暢通，實行財政、稅收、公糧、貿易及各主要經濟部門管理的基本統一，已經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了。雖然在工作上有許多困難，但如不作基本統一，則困難程度、為害之烈將更大。12月28日，由陳雲起草並以他和薄一波名義複華東財委，並發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區財委的電報明確地提出：“財政經濟要統一管理”的方針。同時，正確地分析了統一與分散的利害得失。陳雲指出：“我們認為，實行統一所遇到的困難小，為害亦小；由不統一而來的金融、物價風潮的困難大，為害亦大。因此，應該克服統一中可能出現的小困難，避免由於不統一而產生的物價混亂等大困難。”在統一的方針下，管理上堅持先大公後小公的原則，保證中央能夠確實掌握公糧和稅收的收入。
為了實現全國財政經濟的統一管理，1950年2月13日至25日，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全國財政會議。這是在建國以後財政經濟工作的一次重要的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了統一財經、緊縮編製、現金管理和物資平衡等重大經濟問題，決定節約支出，整頓收入，統一管理全國財政經濟工作，以實現國家財政收支平衡、物資供求平衡和金融物價穩定。會前，陳雲、薄一波在向黨中央的報告中提出糧、稅由中央統收（地方稅劃歸地方一部分），首先保證野戰軍的供給。要建立國庫，人民銀行為建庫的主要負責機關。保證稅款入庫，勢在必行。報告指出“現在問題的中心是，多收稅少發鈔票，還是少收稅多發鈔票？路子隻有這兩條。”不是多收便要多發，此外別無出路。有人要求少收，而又要物價穩，這辦不到。收稅和發鈔這兩者比較，在可能限度內，多收一點稅，比多發鈔票，為害較小。有人主張以“溫和的”物價上漲刺激生產是不妥當的，物價波動隻能打擊生產，使經濟停滯，是後退的辦法。少發鈔多收稅，負擔是重了一些，但物價平穩，經濟逐漸發展，則不失為一種前進的辦法。報告還強調糧食、紗布是市場的主要物資，我掌握多少，即是控製市場力量之大小。力量不大不能應付遊資衝擊。因為遊資突擊的重點，是滬京津三地，其突擊的物種是糧、布。這些問題都是全國財政會議討論的主題。這次會議確定1950年財經工作總的方針，要集中一切財力物力，統一使用於最必要的地方，以便軍事上消滅殘敵，經濟上重點恢複。陳雲在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為了戰勝暫時的財政困難，在落後貧困的經濟基礎上前進，必須盡可能地集中物力財力，加以統一使用。我們是有困難的，但是我們是有希望的。隻要我們把力量集中起來，用於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辦成幾件大事。決不應該把眼光放得很小，淩淩亂亂地去辦若幹無計劃的事。”根據上述的指導思想，會議決定在統一全國財經工作方麵要做到：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統一全國公糧，統一全國稅收，統一全國編製與供給標準，統一全國貿易，統一全國現金管理。要努力實現財經平衡，要求做到收支平衡和物資平衡。
根據全國財政會議討論的意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先後作出並頒布了《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以及《關於統一管理一九五0年度財政收入的決定》、《關於統一國家公糧收支保管調度的決定》、《關於統一全國國營貿易實施辦法的決定》和《中央金庫條例》等。這些文件的主要內容是統一財政收支，統一物資管理。重點在統一財政收入，即國家的主要收入，如公糧、稅收及倉庫物資的全部，公營企業的利潤和折舊金的一部分，統歸國庫。沒有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的支付命令，不能動支。這樣，就保證了國家收入的統一使用。此外，國家支出要統一製度和遵守節省原則，全國國營貿易機構資金、物資的運用調撥，集中於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這一切都是為了“要集中財力於軍事上消滅殘敵，經濟上重點恢複。”
陳雲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3月3日作了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這個決定，對搞好財政經濟的管理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措施。為了保證上述決定的執行，中共中央於3月3日專門向各級黨委發出《關於保證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通知》，中央在通知中指出：“過去各解放區被分割的狀態，已經完全改變，全國在地域、交通及物資交流與幣製等等方麵已經統一。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項目不作統一的管理和有計劃的使用，則非但不利於國家的財政和統一，且將嚴重影響人民的經濟生活與妨害國家的恢複和建設。”因此，對這種不統一的局麵，“必須切實地加以轉變”。中央的通知還指出：“政務院這個決定是完全正確的和適時的，各級黨委必須用一切方法去保障這個決定的全部實施。”財政情況的好壞，直接關係到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統一國家財經工作，將不僅有利於克服今天的財政困難，也將為今後不失時機地進行經濟建設創造必要的前提。上述決定和各項措施的執行，有效地促進了全國財經工作的統一管理，扭轉了財經困難的局勢，為經濟的重點恢複和建設打開了新的局麵。
平衡財政收支，穩定金融物價，統一財政經濟是全黨全國人民的當務之急。各級黨委和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各大軍區先後都召開會議，討論並通過了貫徹執行《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的各項具體措施。人民解放軍英勇作戰，迅速殲滅殘敵。全國軍政公教職工努力工作，繼續過著供給製和低薪製的生活，以節約國家財政支出。全國人民踴躍繳納公糧、稅收和購買公債。由於黨政軍民同心協力，恢複經濟，戰勝困難，使國家財政收入迅速遞增，比原概算增加財政收入達31.7%，支出相對減少，整個國民經濟收入都集中到中央金庫。這樣，1950年4月間，全國財政收支開始出現接近平衡、金融物價趨於穩定的新局麵。
財政經濟統一管理和財政收支平衡以後，由於通貨貶值而來的物價增張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得到了解決。但是，這隻是解決了物價問題的一個方麵。四月份物價平定之後，中央清醒地估計到物價仍然存在發生波動的另一方麵的因素，即國家必須掌握充分的物資供應的主動權，才能預防可能發生的危險性。陳雲當時指出我們應當“掌握足夠數量的紗布。現在，紗布依然是我們物資中的弱點。”“如我紗布尚未積到較大數量而發生金融物價風潮，遊資又集中攻擊紗布，則紗布防線有被衝破之危險。”國家充分地掌握糧食、紗布、棉花、煤炭、食鹽等重要物資，不僅是保證市場正常供應的需要，而且是戰勝任何投機資本破壞的重要準備。為此，黨和人民政府在糧食、紗布等方麵的調運和儲備作了巨大的努力，以保證掌握物資供應的主動權。過去我國沿海大城市，長期依賴進口糧食，現在以國內糧食來供應，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武漢、南京等大城市及各省城市，都得到必需的糧食供應，國家可以在市場上出售的數量，除東北外，就有450萬噸糧食，“全國大小城鎮的人口不超過9000萬，450萬噸糧食，即可供應1/3左右的城鎮人口的全年食用。國家以如此大量的糧食供應城市，這在中國曆史上還是第一次。”所以，國家掌握充分的物資供應的主動權，才能在穩定的物價方麵立於不敗之地。
全國金融物價日趨穩定和財政收支接近平衡，標誌著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市場領導權的鬥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地位已經開始確立；也標誌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隻用了短暫的時間，就在全國範圍內穩定了物價、統一了財政經濟，出現了國民經濟好轉的新局麵，這是一個曆史性的勝利。毛澤東曾經高度評價這一勝利，指出它的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帝國主義企圖扼殺我們破產了，資產階級同我們的較量也失敗了。實踐證明，我們黨不僅在軍事上是無敵的，在政治上是英明的，而且在經濟上是完全有辦法的。資產階級嘲笑我們所謂“軍事上是一百分，政治上是八十分，經濟上是零分。”也就不攻自破了。
（四）調整工商業，“三反”、“五反”運動
全國財政經濟統一之後，工商界普遍遇到了困難。主要表現在商品滯銷，由此而引起關門，商店歇業，失業增加。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且遍及許多中小城市。根據全國總工會的估計，全國自1950年3月到4月間，新增加的失業職工約10萬人。全國失業人口總數已達117萬人。1950年1至4月，在14個城市中有2945家工廠關門，在16個城市中有9347家商店歇業。困難的程度，大城市重於小城市，上海重於其他城市，工業重於商業。工廠越大，困難越重。從行業來說，以糧食、布匹等批發業及高級消費品行業最重。發生這樣的困難原因是多方麵的：第一、由於通貨和物價的穩定，暴露了同時又停止了過去社會上的虛假購買力。解放前10餘年的通貨膨脹時期，人們為了避免鈔票貶值，競相爭購和囤積貨物。現在，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人們不但不再囤積貨物，而且將過去囤積的貨物吐到市場上來，這就形成了市場上某些物資供過於求的現象，使工商界發生了暫時的困難。第二、是過去適合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中的若幹工商業，由於帝國主義製度、封建製度和官僚資本製度現已在中國的消滅，許多貨物根本失去了市場；而另外有許多商品並不合適人民的需求，這種情況便引起了一部分工商業的倒閉，從而發生了一部分工人失業的情況，需要救濟或轉行。第三、是許多私營企業機構臃腫龐大，企業經營方法不合理，成本高，利潤少，或者還要虧本，這也引起許多工商業發生縮小營業，甚至停工歇店的現象。第四、是經濟中的盲目性，同一行業內部盲目競爭，地方與地方之間供求不夠協調，這也引起了減產、停工、倒閉的現象。此外，由於長期戰爭災難，人民購買力大大降低，這也是造成工商業不景氣的因素之一。所有這些，都是曆史遺留給我們的。這些問題現在之所以突出起來，主要是由於長期間存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結構，現在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正如毛澤東指出：“整個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在各種不同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組。”在這種情況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我國私營工商業，它固有的病態就必然集中地暴露出來，這是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改組過程中不可避免出現的困難。
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合理地調整現有工商業，切實而妥善地改善公私關係和勞資關係，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1950年6月以後，調整工商業的工作就在全國範圍開展起來。調整工商業所涉及的範圍很廣。它包括調整公營工商業與私營工商業之間、公營與公營之間、私營與私營之間的關係，工業與商業之間、金融業與工商業之間的關係，以及調整城鄉關係、國內各區域間關係、各企業內部關係和進出口關係等等。其中最突出是三個基本環節：一、調整公私關係；二、調整勞資關係；三、調整產銷關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
調整公私關係，有兩個基本方麵：一是調整公私工商業關係；二是調整負擔。調整公私關係的原則是：在國營經濟領導下，五種經濟成分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分工合作，一視同仁。這樣做，一方麵有利於發揮私營工商業增加生產，幫助商品流通，解決失業問題等方麵的作用，對人民有好處；另一方麵，有利於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讓國營經濟夾著私營經濟走，搞新民主主義，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對私營工商業凡是妨害國計民生、投機操縱、偷稅漏稅等行為，都要公開反對，不能含糊。
對公私營工業方麵，根據國家的需要和可能，對私營工業一年組織兩次加工訂貨，有步驟地組織私營工廠的生產和銷售，對公私工廠分配訂貨，要有一個適當的比例，大體照顧到公私雙方。鼓勵出口滯銷物資。指導私營工業聯營。國家根據可能進行必要的收購，並根據不同情況確定工繳費標準。國家通過加工、訂貨、包銷、統購等方式，把私營工業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使其按照國民經濟的需要進行生產，在這種合理的生產中，取得正當的利潤，這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是國家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第一步。
對公私營商業方麵，明確規定國營商業的主要任務是穩定市場價格，製止投機商人擾亂市場，回籠貨幣，組織城鄉物資交流。對私營商業，國家在價格與營業範圍上給以出路，共同為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服務。價格政策上，批發和零售的差價、地區間的差價，保持適當差價，使私營商業有利可圖，以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營業範圍上，在保證穩定物價的原則下，國營零售商業緊縮一部分機構，並把經營貨物的品種由過去的幾十種減為主要經營糧食、煤炭、紗布、食油、食鹽、石油等6種日用必需品，適當擴大私營商業的經營範圍。為了加速城鄉物資交流，有利於農民和城市居民，各級人民政府對私商的運銷手續和運輸條件都給以充分的便利，在稅收方麵也給以適當的照顧。
總之，調整公私工商業關係的實質，就是一方麵確立國家經濟的領導地位，一方麵要使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國家經濟領導下各得其所。在財政平衡，金融物價趨於穩定，國家貿易已經代替投機商業成為市場的領導因素之後，國家經濟的領導地位已經基本上確定了。這個時候，國家經濟的一個方麵的任務，就是如何使私人經濟能“得其所”，這裏主要的出路是增加農民購買力。為此，正確的辦法就是對私營工業通過實行加工、訂貨、包銷、統購的形式，使私營工業按照國民經濟需要而生產，在合理生產中獲得正當的利潤。對私營商業通過價格政策和營業範圍的調整給以出路。調整負擔問題的實質，是在保證國家財政需要的前提下，適當減輕負擔。在農業稅方麵，由去年占農業總收入的平均17%的稅率，減為13%。工商業稅方麵，貨物稅由1?136種減為358種。鹽稅減半征稅。
調整勞資關係，主要是正確處理在當時條件下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關係。解放初，曾出現過兩方麵的偏向，一方麵是有些資本家頑固地反對工人階級的解放，不承認工人必要的民主權利；但另一方麵，也曾發生過一些工人對資本家有過高的要求。為解決這個問題，遵循以下三條原則：第一、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必須確認；第二、勞資雙方都要努力發展生產，有利於人民經濟；第三、勞資之間的問題，用協商的方式解決，然後過渡到更固定的合同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