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就逐漸形成了我的官僚體製。中央主要是國家最高政務長官——丞相、國家最高軍事長官——太尉以及國家最高監察司法長官——禦史大夫，以上統稱三公。而掌管宗廟的奉常、掌管宮廷事務的郎中令、掌管皇族事務的宗正、掌管皇家車馬的太仆、掌管宮門守衛的衛尉、掌管皇族財政的少府、掌管少數民族及外交事務的典客、掌管國家財政與稅收的治粟內史和掌管國家司法工作的廷尉即是九卿。地方官主要是郡守、郡尉、郡監、縣令、縣長、縣尉等。金字塔式的官僚官吏，這些人手中的權力無論大小，都必須無條件服從塔尖的皇權——我的命令。他們隻有執行權，沒有決策權。
說實在的，我經曆過呂不韋那樣大權獨攬的相國，也聽說過秦相魏冉的擅權。我必須重用他們，但從內心我又不放心他們、提防他們。沒辦法，隻能在官製上製衡、約束他們。
當然從社會整體來看，官員處於整個社會的頂端，而處於社會底層的百姓（公元前221年我將老百姓更名為“黔首”，因為當時平民以黑巾裹頭，稱其為黔首再貼切不過），一生都在追求著當官掌權，所以，想當官的有的是，不想幹隨時走人。
啊呀，操心事兒還不止這些。秦朝剛剛建立，百廢待興。就說那遼闊遙遠的燕地，齊地，楚地吧，當時我大秦王朝國土麵積大約有300萬平方公裏，疆域東至今渤海灣，西至今青海、甘肅，南到今廣東、廣西，北到今內蒙古、遼東。如此幅員遼闊的大帝國，中央實在無力統治、管轄。可我又不想像西周那樣封地設立諸侯王國，導致禮樂崩壞，諸侯更相誅伐。那麼多年天下征戰不休，還不都是“諸侯王皇親國戚仰賴宗廟先祖的神威”嗎？諸侯勢力不斷地膨脹，國王慢慢就駕馭不住了。春秋戰國五百年戰亂時代，不就鬧到了“八百諸侯”，全國分成了一百三十多個小國的地步嘛。一打起來誰也勸不住，誰也不聽誰的話。
天下剛剛統一，需要安寧，需要休養生息。還好我有個部下叫李斯，就是前麵提到的韓非的同學。李斯是今河南省上蔡人，年輕的時候他也就是個郡守倉收糧征賦的小吏，有一次他內急入廁，撞見一隻又髒又臭的老鼠，當然李斯沒被老鼠嚇得嗷嗷叫，倒是正在啃食廁內垃圾的臭老鼠給嚇得倉皇逃竄。後來他又在糧庫撞見了一隻肥頭大耳的碩鼠正在悠然自得地大快朵頤。老是碰見老鼠的李斯就想，同樣是老鼠，住在糧倉裏寬敞不說，囤積的糧食想吃多少有多少。於是發出了著名的“老鼠哲學”的感慨：“一個人將來能不能有出息完全在於如何發現和把握時機，為自己找到一個優越的生存環境。所處環境不同，決定了各自的尊卑貴賤。”
有了想法就行動，26歲的李斯毅然決然地辭去了他的公務員職務，從楚國千裏迢迢地趕到齊國蘭陵（今山東蒼山縣蘭陵鎮），拜當時著名大思想家荀子為師，學習帝王之術和治國之道。在畢業典禮、謝師宴上，李斯講了這樣兩句話：“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說完告訴荀老師他認為“楚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就秦國最有希望成就霸業，所以他想到秦國施展才華，建功立業。
公元前247年李斯來到了秦國，他走得是呂不韋的門路。當時呂不韋認為諸子百家無一出自秦，這是大秦的恥辱。所以他以戰國四公子之一春申君把大儒荀卿養起來編著《荀子》為標杆，廣招天下學士，厚而待之，而李斯是荀子的學生，而且才能出眾，又肯上進努力，於是不久之後李斯當上了《呂氏春秋》的主編。後來有機會與我接觸，我慧眼識人才任命他為上卿。
十年後（公元前237年），在嫪毐、呂不韋案後，我下令將非秦國的外來人口全部驅逐出境。原因是秦國自公元前246年就開工建設的大型水利工程項目負責人鄭國乃是韓國間諜，他們企圖通過耗費秦國大量人力物力的“疲秦”計劃拖垮秦國。消息一出，輿論嘩然，秦國宗室老秦人都憤怒地說，從六國投奔來的遊士、客卿有好多占據著秦國政壇的要職，也許他們都跟鄭國一樣是為其主遊說離間而來，都有間諜嫌疑，我於是“大索逐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