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基由公車上書得官者還有天津人徐樂，以及主父偃的老鄉同是山東淄博的嚴安等。這些優秀的人材，要不是基由公車上書，險些就被埋沒。於是我下詔令：“地方官吏，不舉孝廉者罪。二千石的高官不舉孝廉，不奉詔者，應以不敬論處。”
而征召製，就是我親自指名聘請那些有才卻不肯出仕的社會賢者，學者名流。例如文學家枚乘，以及曾經重金請來的儒學大師申培等。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我征召通世務，曉習道術者。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我又派遣博士到全國各地征召隱居高士。
通過此等用人製度的改革，一大批的中下層知識分子踏入了大漢王朝的仕途，高門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不複存在。我在位期間，集海內外人才俊傑，其人才之勝，用人之準，為後世稱頌。《漢書》就盛讚我說：“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薦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製誥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司馬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莊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hong）；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di）；其餘不可勝記！”
現在很多企業高管都在說缺乏人材，招聘不到好的人材。而我漢武帝認為天下人材濟濟。我的“質直”大臣汲黯就曾勸諫我說：“陛下你求賢若渴，可辛辛苦苦搜求來的人才，往往還沒等發揮他的特長，就因一點小事被你殺掉，以有限的人才，供無限之誅，隻怕那天會把天下人才給殺光了。”
我回答他說：“人才什麼時候沒有？殺都殺不完。”驅之使之而收其爪牙，什麼樣兒的人才不能用？關鍵你要有識人的眼光，用人的胸懷。我家丞相公孫弘遇到我時年已70歲，幹了一輩子的活兒就是養豬；李延年娼家出身，衛青和霍去病都是私生子，霍去病第一次帶兵打仗都未滿18歲；而金日磾是匈奴人，桑弘羊是商賈，等等……這些都是我的人材，放至今日，沒有工作經驗的黃毛小兒，垂垂老朽，幾人敢用？年齡限製，學曆限製，工作經驗等等的限製之內，又有幾人是真正想要的人材？而我讓一個養豬老翁當了丞相，兩個毫無帶兵經驗的私生子當上了大將軍，讓一個匈奴人成了大漢王朝的輔政大臣等等……當這些人功成名就之後，誰人不誇讚他們就是人材？
後世人既然稱我“長駕遠馭……史稱雄才大略，固不虛也。”那就應該學習我不設門檻，不設限製，不拘一格降人才。有能力你就上，沒有能力就下放。不廉潔，不勝任工作的，免官。地方官做得好有可能被調回中央，做得不好的中央幹部也可能貶到地方。
即便董仲舒“天人三策稱聖意，董生一舉天下知”文化貢獻如此之巨大，但因他缺乏行政能力，最終我也隻讓他去膠東王劉瑞那裏當了相國，四五年後，大概是工作不如意稱病辭職。之後董仲舒就一直在河北棗強老家修學著書，編寫《春秋繁露》，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去世。他死後幾十年，儒學大興，他的陵墓就成了“下馬陵”，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平頭百姓，路經墓前無不下馬步行，那是我選拔的人材啊。
在我初遇衛子夫那一年（公元前139年），漢軍抓回來了幾個匈奴的俘虜。匈奴在漢朝時期尚處於野蠻的奴隸社會。“以殺戮為耕作”，不斷地對中原騷擾侵襲。我繼位這二三年，邊境問題一直讓人頭疼。我想摸清匈奴的底細，於是好酒好菜招待著，親自審理這幾個俘虜。從他們口中我得知：在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的地區，有個跟匈奴不共戴天的大月氏國，當年匈奴人搶走大月氏國王的妃子，砍下國王的頭顱當酒壺，大月氏人受到了極大的侮辱。
我對此很感興趣，照這麼說大月氏在匈奴的西邊，漢朝若能和大月氏聯手夾擊，或者讓大月氏在西邊牽製匈奴兵力，那麼匈奴即便有三頭六臂也難以招架吧？可是要去大月氏必經匈奴地盤，行程必定艱險。無人願去，我隻得下詔公開招聘。郎官張騫主動報名，我考察了一番：張騫，今陝西漢中人，體魄健壯，性格開朗，“為人強大有謀”，基本還算滿意。由他領頭，一百多人隨從，還有一個在長安經商的匈奴人堂邑父願意跟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