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古代人才選拔製度
唐太宗李世民說，“為政之要，惟在得人”，這裏的人便是人才。曆朝曆代，都十分重視人才的選拔。中國古代數千年，也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值得借鑒的人才選拔製度。
一、先秦時期
夏、商、西周實行世卿世祿製；到春秋時期，統治階層改革舊有製度，更為了富國強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幹出眾的人；戰國時期又出現軍功爵製度，興起養士之風，招攬有才幹、善言辭的人才，不論出身，為國君、諸侯服務。到秦代則以辟田和軍功為選官依據。然而，筆者認為，這些都不是完備的人才選拔製度。
二、察舉製
到了漢代，漢高祖劉邦頒發求賢詔，要求郡國推薦具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可以說是差距製度的雛形。漢惠帝和呂後執政期間，詔舉孝悌力田，標誌著察舉開始有了科目。
其實，嚴格地說，差距製度應該是從漢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開始的。漢文帝下詔要求“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並且定下了“對策”（即早期的考試）和等第。
到了漢武帝時，察舉製逐漸完備，各種規定相繼推出，各種科目不斷充實，最重要的是，開始有了統一的選才標準和考試辦法。
·察舉的科目
察舉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斷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為多，是根據對專門人才的需要而設立。這些科目，由皇帝確定。
察舉科目可分為常科（歲科）與特科兩大類。其中，歲科有孝廉（孝廉是最重要的科目）、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祿；特科又分為常見特科和一般特科。
察舉所有的科目，有一個共同點，都以“德行”為先，在學問上則以“儒學”為主。
·察舉之弊
凡事都有利有弊一樣，察舉製對於選拔人才，在一定曆史時期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其很多弊端。
其一，在察舉製下，雖然察舉科目很多，但天下之大，賢人之眾，不可能把所有賢人都推薦給朝廷，仍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賢才被埋沒在鄉村野氓中，終身未得任用，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和浪費。
例如，漢朝，由察舉而成為官吏的士人隻占官吏總人數的極少部分，而且有許多小人利用察舉機會，或賄賂或靠關係千方百計使自己成為被察舉對象。還有，被察舉者因察舉人而走上仕途，必對察舉者感恩戴德，並為之效命，這樣極易產生宗派行為，形成地方集團。
其二，對士人道德品質的考察是察舉製的前提，但這不易作好，因為很難對人的道德品質作出中肯的評價。人的道德品質須通過對他言行的長期考察才能得出較客觀的評價，而且這種言行還可能是假的，抑或他以後發生蛻變。
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如《後漢書·許荊傳》中那個挖空心思、沽名釣譽的許武；王莽篡漢前，謙恭至孝，有很大的聲譽和威望，後來卻成為篡漢的曆史罪人，正所謂“向使王莽身先死，一生真偽誰複知？”。
其三，察舉製廣泛推行，地方鄉紳因之有了評議之風，“清議”名士好品評臧否人物，不重實際，空發議論。這種惡劣風氣還遺留給了後世，在魏晉時尤為明顯。“清議”名士中有許多是“刻情修客，依倚道藝，以就聲價”者，清議成了這些偽君子攫取名利、撈取政治好處的資本。
其四，察舉製在其後期，弊端日益嚴重。到東漢中後期，地方察舉權被少數公卿大臣、名門望族所控製，他們選士任官往往推薦名望家庭的子弟而不管其學問品質如何，如此使得察舉範圍越來越狹窄，被察舉者也大都名不符實，“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社會上出現了“四世五公”、累世公卿”、“累世經學”的官僚門閥集團。此時的察舉製已蛻變為變相的世襲製，成為那些公卿大族維護自己勢力，維持特權的工具了。而“一部中國政治製度史證明，不論是何種官僚製度，一旦變成世襲製，它便很快就要腐朽下去。”（朱紹侯語）魏晉時產生極端腐朽的士族便是兩漢察舉製嚴重弊端所致的。
三、科舉製
科舉製度，是中國古代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製度。由於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士子應舉，原則上允許‘投牒自進’，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長官特別推薦，這是科舉製與察舉製最根本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