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曆史走向現實的畸形兒引言：政治大車店裏的過客（1）
——軍閥作為政治文化現象
研究軍閥首先遇到的問題是：軍閥是什麼？如果按字麵釋義，軍閥的“閥”有點近乎日常我們所用的“霸”字，因為無論軍閥、黨閥還是學閥，隻要後麵綴以這個倒黴的“閥”字，就會變得霸氣衝天蠻不講理，自定規則自說自話。軍閥可以理解為倚仗武力無法無天的人。如果我們還想深究一下“軍閥”一詞的政治內涵，那麼不用花多少氣力就會發現兩個已經為眾多有關軍閥的定義所公認的要素，一是專恃武力，二是割據地方，英語“軍閥”一詞WARLORD，恰到好處地顯示了這兩個要素（WAR，指軍事、戰爭，LORD意為土地主），無論是西方學者“依軍事實力主宰一個地區的人”（謝裏登）的定義，還是國內的權威性概括“擁兵自重，割據一方，自成派係的軍人或軍人集團”（《辭海》），概莫能外。
然而，通行的說法往往未見得合理，因為這種定義排除了袁世凱和蔣介石，就是對“據”無定所的馮玉祥也不盡適合，而事實上這三位，在近代史上都是響當當的軍閥。
所以，無論是我們慣常認定關於軍閥的字麵含義還是更深一層的政治內涵，事實上都是我們對軍閥的某種直觀把握和理解，要想更貼切、更合情理地認識軍閥，還必須有一種文化的觀照。事實上，軍閥不盡是蠻不講理、動輒殺人的軍漢，至少也不全是賣國媚外的奴犬，軍閥是一種古已有之的政治文化現象，它隨著中國傳統政治格局的跌宕，周期性地在政治舞台上上上下下，你方唱罷我登場。中國以家庭為中心的小農社會結構，蘊涵了政治上的一統和經濟生活上的分散這樣兩種對立的因素，結果導致了傳統政治文化意識“大一統”和“大離散”兩極對立的格局，演化成中國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高度整合又高度離散交替出現的政治情境。中國曆史亂治交替的周期變更，事實上是社會文化結構的表現形式。如果把大一統的社會曆史時期視為傳統社會的常態（有序），而將大離散的時期視為非常態（無序）的話，那麼也可以說，軍閥是無序的社會係統中政治子係統的不穩態的產兒。
如果還嫌上述兩定義不夠具體的話，那麼我至少還可以列出所謂軍閥的幾種必備的條件和特征加以補充。
一、動亂的前提。中國的傳統政治格局是武力背景和文治精神的合一，文治精神體現為文官網絡和教化網絡的疊加，一旦網絡的中樞失靈，離心傾向擴大，文治背後的武力就會顯露出來，形成赤裸裸的軍事紛爭。原有的統治形式無法繼續維持了，但又沒有新的形式來取代，作為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軍閥一方麵是殺戮和破壞的工具，一方麵是向常態秩序過渡的橋梁。
二、時間階段性。曆史上從不存在孤立單個的軍閥，作為政治動亂時期的特有現象，軍閥總是在特定時期成批湧現，又隨著動亂的消失而匿跡。多數軍閥是短命的，從生到死不過幾十年。社會上也普遍認為它們是短暫的過渡性事物，甚至軍閥自身對自己的這種暫時性也有所感覺：無論是統治手段上的近期功利主義還是對空頭中央政府認可的斤斤計較，都映射出他們某種惴惴不安的非法感。
三、統治形式上的武化色彩。傳統社會常態的統治方式，盡管骨子裏是武力的內核，但卻有一種文治精神的表象，社會流行風尚是偃武修文、重文輕武，而軍閥統治恰恰相反，表現為赤裸裸的軍事化統治，軍人專製，武化階層擁有最大的發言權。不講規矩，誰拳頭硬，誰說了算，很有叢林時代的特質。
四、政治形態上的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在空間上體現為軍閥間的相互吞並、分化與重組，在時間上表現為區域性軍閥向全國性軍閥的演化，每個時代全國性軍閥的出現，既標誌著軍閥時代的極盛，同時也是軍閥時代結束的征兆。三國的曹魏、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統治者，以及近代的蔣介石，在某種意義上都可以說是由亂世走向傳統文治的最後的鋪墊。袁世凱作為清末半獨立的督撫們的一個總結，本來具有過渡到傳統文治、結束動亂的意向，然而由於時代、環境及他自身的種種因素，卻使這一意向滯後到了蔣介石那裏，而其時中國社會係統已經有了質的變化，傳統政治的周期律不再起作用了。
所以，照我看來，春秋戰國時期相互攻殺的諸侯不能算是軍閥，因為那時中國政治亂治交替的格局尚未確立，而且它們獨立半獨立的狀態，多少是為當時社會製度所允許的，屬於西周封建製的製度體現。西漢初年異姓王和同姓王的獨立傾向也不能算是軍閥現象，因其時不僅不具備社會大動亂的前提，而且作為舊製度的緒餘，它擁有相當的合法理由。除此以外，中國曆史上，幾乎所有傳統王朝末世的動亂年代，都有軍閥現象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