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到來的前幾天，生日的氣氛更加隆重。一個新的曆程在呼喚所有要求進步的團員們和想入團的學員。壇子也在努力爭取入團，沒入團的是極少數，有些是預備團員在爭取轉正。
學員中僅有極個別來自農村的優秀分子是帶著黨員身份來的。
沒覺得這幾位有過人之處，隻是年齡偏大一點。估計他們在村裏曾經有過別人無法想象的輝煌業績。他們比較低調，比較世故，這是超過於其他學員的明顯之處。不曾想，其中一位是來自於嘉興南湖的，他對“一大”情況十分清楚。在慶祝“七一”的報告會上，竟然與幾位老黨員和首長們同坐在會場主席台上，作了一次發言。
壇子坐在台下跟老蔫小聲說：“看來是真人不露像，他葫蘆班裏的，從來不顯山露水，可沒人注意呀，夠牛的。”
老蔫說：“少說兩句吧，好好聽著，今後你就多往葫蘆班裏溜達吧，沒準你能得到真傳，以後也到主席台上佰股佰股。”
壇子說：“我哪有那本事，沒準下次該輪到葫蘆上台了，那時候咱開著船來聽報告。嘿嘿嘿嘿。”壇子自得其樂，一縮脖手捂著嘴向四周看了一眼。
從一九七六年上溯五十五年，一九二一年在嘉興南湖上的小遊船裏，共產黨第一次代表會議改變了中國。
把七月一日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誕辰紀念日，是毛主席於一九三八年五月提出來的。當時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十七周年紀念日”。
當時，在延安的曾參加過“一大”的黨的創始人，隻有毛澤東和董必武。他們回憶一大是七月份召開的，但記不清楚確切的開會日期。因為缺乏檔案資料，一時無法查證，所以就把七月一日確定為黨的誕生紀念日。
後來經考證中國共產黨先有組織後有大會，最早組織是在上海首先建立的。
一九二零年八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參加者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鬆等，陳獨秀任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實際上成為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起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重要作用。
同年十月，由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李大釗為負責人。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範鴻劼、張太雷等先後加入，成員大多為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骨幹。
同年秋，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開會議，正式成立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推選包惠僧為書記。
同年秋，施存統、周佛海等在日本東京建立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施存統為負責人。
同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以新民學會骨幹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
同年底至次年初，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一九二一年春，在與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共產黨”分道揚鑣後，陳獨秀等重新組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有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陳獨秀、譚平山先後任書記。
同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在法國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學生中先進分子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張申府為負責人。
這些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名稱不一，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叫“共產黨支部”或“共產黨小組”，它們的性質相同，都是組成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後來被通稱為“共產主義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