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蘆所在班是二年級一班，班主任是小個頭，戴眼鏡，身段略胖的王老師。負責生活的是高個頭沒眼鏡身段略瘦的章老師。兩位老師對葫蘆這名插班生很關心，想辦法使學習差距較大的葫蘆盡快適應這裏的學習生活。還委派幾位學習好的同學經常幫助葫蘆。這幾位同學是：眼鏡班長江蘋、酒窩班副玲玲、禿瓢複升、眯眼東平、老太嘴建旗、不愛說話大眼王橫。同時與葫蘆來到這個班的還有兩位越南孩子潘雙和潘塔姐妹，說不好中國話。從此，葫蘆與他們都成為了往來密切的同學，互相幫助，其樂融融。
葫蘆第一次上課時，從書包裏拿出來鉛筆盒，引起了身邊冬平同學的好奇。課下，招來了一群同學的觀摩。葫蘆用的是木質鉛筆盒，盒子上蓋是抽拉打開的，顯得似乎非常土氣，引起大家的好奇，大家搶著觀看。當時流行的尊貴版是鐵質上翻蓋的鉛筆盒，也有極少量時髦的塑料鉛筆盒。從此，葫蘆知道學習工具與自尊心是居然是有關聯的。沒多久，葫蘆的自尊心一再勸自己，也更新文具設備了，否會被人家看不起。葫蘆去王府井百貨商店，在琳琅滿目的玻璃文具櫃台，葫蘆挑選了一個大號的鐵質鉛筆盒。鉛筆盒上翻蓋是黃油漆底色，有兩個少先隊員樹下坐在地上看書，另一個拉著風箏在仰頭奔跑。
這個鉛筆盒一直伴隨葫蘆完成了小學到高中的全部學業，最後壽終盡寢的鉛筆盒已經變成了一個看不清油漆顏色的，坑坑窪窪關不住蓋子的，用橡皮筋才能套牢的破鐵皮盒子。之所以一直留著它，是為了紀念尊貴、快樂與憂傷混合不返的育英情懷。
令人記憶猶新的是，第二學期來了一位剛工作的北京大學畢業生兆老師，教算數。這在當時屬於大材小用，也許是育英小學的師資水平要求很高。她來之後不久，總是悄悄哭，不知道是受了什麼委屈。一次葫蘆交作業本，正好她一人在辦公室批改作業，見她眼睛紅紅的好像又哭了，葫蘆鬥膽去詢問：“老師你咋麼老哭呀，誰欺負你了？”葫蘆很少見到大人哭，覺得大人哭一定有重大冤屈，有大學問的人更不該哭，知識就是力量呀，列寧說的。一定是遇到壞人了，但是據葫蘆的感覺，育英學校沒有壞人呀。是不是她和自己有些一樣的地方，也在想家，在思念自己的爸爸媽媽呀？！
來到育英小學後，葫蘆已學會了寫家信，每月定期在外交部有關單位規定的日子前發出信件。貼一張四分錢的最小號郵票，最認真地慢慢書寫好複雜的接收地址，封好人字形的信口，走到學校門口投到綠色的大郵遞信筒前，踮起腳把信塞入那張開的大嘴巴裏。越過重洋送到遙遠的國度，期盼著看到父母的回信，盡管回信有許多看不懂的生字。
一次班裏同學都出門了，葫蘆獨自在教室裏趴在課桌上寫信。王老師進來了，知道孩子在寫信，於是過來坐在葫蘆身邊問，可以看看嗎？葫蘆有些猶豫，不想讓王老師看，覺得有一點不好意思。還是想了一下後，把快寫好的信交給了笑眯眯的老師。一共三句話：爸爸媽媽：你們好！我在這裏很好。這個月老師沒有對我不好，同學對我很好。我看了新電影。葫蘆，1965年11月6日。一順寫下來的，沒有分行。老師指導了葫蘆，應該有格式才好。
葫蘆遠離父母，當時住校開始的時候，有兩次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夢中醒來，想到爸媽，縮在被子裏蒙著頭哭，能夠哭的很傷心，隻是不出聲，使勁地憋著，不斷地抽泣，渾身一抖一抖，完全由不得自己，好在周圍寢室中的同學都睡得很熟，沒有被發現丟人。
葫蘆現在看到電視裏有許多農村的孩子與老人廝守鄉間，“留守兒童”們的鏡頭頻頻出現。父母常年外出務工，為了掙錢，為了提高生活標準，為了多蓋房子或者為了自己的生存，與子女常年不見麵，心裏就很不是滋味。感同身受，由衷地可憐那些老人和孩子，看到電視裏的他們，就受不了，馬上轉換節目。
葫蘆的父母那一代人是為了革命工作，拋家舍情，大義滅親、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斬斷兒女情長，把自己全都交給了黨的事業，誰狠誰就是革命立場堅定不移。標準不一樣，時代造就了這一代人，親情讓位於自己的革命事業，要確保自己的發展不可動搖，宏圖大誌不可阻撓。這一代人把黨的工作需要作為了可以遠離子女遠離老少的最好理由。而他們的家人需要付出同等甚至更大的情感壓力和親情折磨，尤其是在那動蕩的歲月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