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裏的“腹”、“骨”雖然指的是精神境界，然以其與“心”、“誌”相對，也可以看出《老子》的“重身（生命）”而不“重生（生活）”的一貫傾向。這一點，以後篇章中再詳論。這裏提一下，希望讀者注意到《老子》這一思想脈絡，因為曆來注家都未予“身”、“生”概念以足夠的重視與嚴格的區分。
恒使民無知無欲也。王本等世傳本一般都作“恒使民無知無欲”，帛書甲、乙本句尾都有“也”。看到帛書的注家，對這一多出的“也”均未予應有的重視。其實，加一“也”字，語氣就不同。沒有“也”，是絕對的肯定句，加上“也”，就可能是假定句。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老莊把民“無知無欲”看作是很高的治世境界。《莊子·馬蹄》篇：“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為仁，踶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但老莊對“聖人”的界定不同，因此本文中指的是理想的治世境界。
把“無”譯成揚棄，因為“無”在這兒是“使無”義，即本來有的，現在要使之放棄。將“知”、“欲”譯成“逐利之知”與“感官之欲”，是根據《老子》全書一以貫之的意義，在今後篇章中會不斷提到，在此不多解釋。
上古“至德之世”，是民本來“無知無欲”，而到西周以後，尤其是春秋戰國，民早已唯多知多欲是求，要使民無知無欲，怎麼辦呢?使夫知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矣。這句話，世傳本作：“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兩者意義有很大的差別，可惜看到帛書的注家也都視而不見，還是依照世傳本的文句作解釋。通常譯為：“使自作聰明的人不敢妄作主張，依照‘無為’的原則辦事，就沒有不成功的。”（《任譯》）
而依帛書的文句，則應意譯為：“使他們知道什麼事情會危害他們的生命而不冒進、妄作，未作而罷手。那麼，就沒有什麼治理不好的了。”“敢”為“進取”義（見《說文》）。
讀者看看，這兩者差別大不大?
依王本等世傳本，不管“智者”是“自作聰明之人”，還是真的聰明人，總是屬於“民”的，要民之智者不敢為，倒是符合專製君主的意願，但與老莊思想正相反。《老子》倡無為，是對侯王而言，侯王之無為，正為了使民能有為。這一點，《莊子·天道》篇中講得非常清楚：“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大概也是因為專製君權話語日重的緣故，故使《老子》原文改成世傳本模樣，使《老子》蒙上了推行愚民政策的塵埃。
我說世傳本文句乃適應專製君權需要而改，除上述警告民之“智者”不得“有為”外，還因為使民“知不敢”不合專製君主胃口。《老子》要民“知不敢”的是哪些行為呢?除了“不敢”做偷盜等觸犯刑法的行為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舍生命換功利的行為。照莊子說起來：“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馬蹄》）依老莊看來，沒有任何價值能高於生命價值。因此，社會行為與事物的價值均應以是否有利於生命（個體與群體）為基準；而群體利益又應以盡可能多地包容個體利益為基準。在一群體中，一切成員共同生存的條件通常是具備的，因此，就滿足生存而言，個體之間一般不起衝突，能共存本來是一群體能存在的基本依據。但個體之間的欲望則可能常起衝突。一部分成員欲望過度膨脹，占有了大部分的生存物質條件，另一部分成員即使還能生存下去，也因為心理失衡，會起而反抗。這種內部衝突，比外部威脅，更易使群體解體。正因為如此，老莊“重身”而不“重生”，認為一切用生命去換功利的行為皆不可取，應“不敢”為。但這一觀點，與要無限地擴大自己的權力與財富的專製君主的願望是針鋒相對的。故為專製君主出謀獻策的韓非子，在其著作第一篇《初見秦》中，就提出君王要使民“貴奮死”。“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因此要“賞罰信”，用功利去刺激民為君賣命。“使民重死”與使民“貴奮死”，真可以說是兩條路線鬥爭。秦以後是使民“貴奮死”的路線占有絕對話語權，因此，“使夫知不敢，弗為而已”篡改成“使夫智者不敢為”，就沒什麼可奇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