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隻要稍稍用心讀一讀《係辭下》這段話，便可知，無論是在“上古”還是在“後世”，無論是“結繩”還是“以書契”，都是“聖人”（君主）之“治”事，“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即“以治百官，以察萬民”，“百官”尚且是“聖人”“以（用）書契”“以治”（進行治理）的對象，遑論“民”。即使在上古時期，“民”也是“結繩以治”的對象，哪有“用”“結繩”之資格與權利。“結繩”與替代品“書契”，相當於《第一篇德章［王本三十八章］·附論三》中所說之“亂”權（分配權），為君之專權，民“用”之“結繩”，應該另有所指。
更有意思的是，民用“結繩”的出典也在同一篇文章《易傳·係辭下》中，且在君用“結繩”之前。“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這是《係辭下》分述卦象之義的一段文字的頭一條。而“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則是這段文字的最後一條。以民用“結繩”開頭，以君用“結繩”收尾，也許是《係辭》作者的有意安排；但後世的注家掐頭而取尾，把君用“結繩”當民用“結繩”，則可能出於無意疏忽（現在我所見到的最早的對這句話的解釋，是嚴遵的《老子指歸》：“結繩而識期，素情而語事”，即隱含“結繩記事”的意思在，至少不是“作結繩而為罔罟”）。但兩千多年來集體的疏忽，不能不使人深省。
“作結繩而為罔罟 ，以佃以漁”，是現今習慣沿用的標點，我認為其實應該點為：“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作”是“勞作”之義。但即使不這樣標點，也易見“結繩”是以漁獵為業的生產勞動，因此，本章中“結繩”為生產勞動之代語。相對於“什伯之器”、“舟車”、“甲兵”而言，“結繩”比較簡單、原始，但民眾隻要有條件從事簡單、原始的生產勞動，就可以使生活景況極大地得到改善。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邦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段話中，曆來將“不相往來”譯為“互相不往來”（《陳注》），解為“沒有戰爭，沒有交往，自足自樂”（《陳解》），“相”為“互相”，“往來”為“交往”義。
其實，在先秦著作中，“相”主要是“共”義，現今流行的雙方之間的“相互”義，是“共”的狹義，在當時不常用。《第二篇道章［王本二章］》中“有無之相生也”雲雲之“相”，作“共”解還是作“相互”解，義有大差別，請讀者參閱該章注解。本章注解前引《管子·小匡》篇中“人與人相保”雲雲，其“相”也應作“共”解，如“死喪相恤，禍福相憂”，“相”若作“相互”解，則“相互”“恤”“憂”之雙方，必須都有“死喪”、“禍福”之事，則顯然與義不通；而“五人為伍”、“二百人為卒”，言“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是兩兩之間相互擔保，也是不通的。因此，“不相往來”中之“相”作“共”解，在當時是一般的解，作“相互”解，倒是較特殊的解。在取流行一般的解能講通的情況下，不取特殊的解，何況流行的解義更通順。
這裏的“相”取“共”還是取“相互”義，直接影響到對下文“往來”的理解。從本章語境看，“往來”不應是民間普通的交往、走動。上文明言“鄰邦”，能相望、相聞者乃是鄰邦居民及其雞犬之聲。雖然隔得非常近，但從此地到彼地去，卻是“出國”了，彼此的人文環境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邦國間有邊境線，但對人員出入境基本沒有限製，可以自由往來。由於各諸侯在自己統治的邦國範圍內各行其是，所以邦與邦之間的政治、社會狀況可能有很大不同。地理位置上距離很近的兩個自然居民群落，因為分屬兩個邦國，生活景況可能有天壤之別。故而，不堪忍受領主苛政的人民，會用腳投票，遷徙到他邦去。故《韓詩外傳》中說：“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說文解字》：“王，天下所歸往也。”“往來”，就是“往之”、“歸往”之義。“往”、“來”是兩個動作相反的詞，組成一個詞，在本章中，其義偏於“往”。這種語法現象叫“偏義複詞”。即使在通常以單字為詞的先秦語境中，偏義複詞形象也非罕見。如王力主編《古代漢語》中所舉例，《墨子·非攻上》：“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古時種樹處叫“園”，種菜處叫“圃”，故此處“園圃”隻有“園”義。《戰國策·魏策》：“懷怒未發，休降於天。”“休”為吉兆，“”為妖氣。此處“休”隻取“”義。又，顧炎武《日知錄》中說：“愚謂‘愛憎’，憎也，言憎而並及愛……如‘得失’，失也……‘利害’，害也……‘緩急’，急也……‘成敗’，敗也……”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禮記·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束序’，因老而及幼，非謂養老兼養幼也。《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車馬’，因車而及馬，非謂造車兼造馬也。”本章注解前引《管子·小匡》中“禍福相憂”，也是隻取“禍”義。分析上述偏義複詞之例可見，偏義與否，是由具體語境所決定的。所以，由本章語境決定“往來”是偏義複詞，隻取“往”義，在邏輯上是完全能成立的。
“往來”其實是“遷徙”義，但先秦時雖然民眾遷居自由，但因為中華民族是農業民族，與土地有天然的緊密聯係，所以，在能夠苟且存活的情況，一般是不願背井離鄉，舉家遷徙的。《老子》這句話是說，隻要君主的政治得法，使人民安居樂業，那麼，即使自然條件差一些，民眾也會一輩子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繁衍，再近的鄰邦也不會遷居而往。
現在回頭來看，“小國寡民”一語的意思就清楚了。當時，“小國寡民”是一種事實的落後狀態，尤其是“寡民”。其時各諸侯國，無論大小，都是地廣人稀，所以能吸引人來，“眾人之道”，就能使生產發展，國力強盛；相反，“寡人之道”，就落後挨打。故《墨子·節用上》中說：“故孰為難倍？唯人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晏子對楚王誇耀齊國的強盛：“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也從側麵證實了《墨子》的話。這一點，嚴遵也指了出來：“是以小國之君，地狹民小，德薄權輕，諸侯不市，刑製不禁，無有丘阜之阻、江河之險、鄰國之親，孤特獨處，存乎大國之間，地寒而不足割，寶幣輕而不足獻，將相不附，百姓輕往，鄰人重求。故無磐石之固、山陵之安，常處乎累卵之危。然則伐之不足以為暴，德之不足以為多，故小國者，危亡之樞而安寧之機也。”嚴遵之語，道出了“小國寡民”在夾縫中生存的困境。
到《王弼注》，也是說：“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眾乎？故舉小國而言也。”說明王弼認為“小國寡民”也隻是個假定前提，說“小國寡民”應如何如何，能如何如何，是為了證明大國更應如此，與“理想境界”之類無涉。不知道什麼時候“小國寡民”被注成了《老子》的“理想國”，大概與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密切有關吧，但現代注本在“小國寡民”一語上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倒是不爭之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