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蔣先生之後，我與蔣經國、蔣緯國，甚至蔣孝武、蔣蔡惠媚等蔣家後代，也有很多的因緣關係，都有值得記憶的意義。
蔣經國先生繼老蔣之後續任，在他就任後的第八天，就到佛光山參拜。那時山上設備簡陋，隻有東方佛教學院一角，他到了之後便巡視每間教室，並與學生聊天，讓人見識到他平民化的作風。
經國先生在任內，有四次上佛光山的記錄，對本山的大慈育幼院也曾捐款讚助，對大悲殿的萬尊觀音更是讚歎有加。過去老蔣喜歡參拜佛寺，經國先生也是，我想最主要的是他們對中華文化的保留，真的用心想要維護。
承蒙他曾召見我，我也利用機會提出建言：讓佛教徒辦社會的大學，因為當時天主教與基督教，分別在台灣設有輔仁大學、東吳大學、東海大學等，唯獨佛教沒有大學。
那個時候台灣“教育部”明令不準辦大學，我建議說，佛教人口居世界之冠，尤其移民世界各地的華僑那麼多，他們大部分都是信仰佛教，而台灣都沒有一所佛教所辦的大學，有被冷落的感覺，希望政府能開個方便門。他連說：我記得！我記得！
後來台灣開放設立大學，使得原本隻有三十多所大專院校，到如今增至一百多所。甚至不知什麼原因，竟然讓我也有機會辦了南華大學與佛光大學，我想這還是得感謝經國先生的開明與德政。
另外，一九八六年四月，國民黨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午用餐時，有人遞了一張字條給我，說經國先生要我在會中作一個報告。當時俞國華任主席，蔣經國之外，郝柏村、李登輝等人也在座，我當眾提出建議，希望國民黨對於黨外人士要包容，因為黨外也有很多的優秀人才。
事後，《中央副刊》還記載了我講的話。記得當天一共提出四點建議，其中包括開放大陸探親。不久之後，黨部月刊說：“經國先生開放的腳步加速了！”經國先生的政治改革，當然也不是因為我的建議，是時代的需要。
經國先生一向自負、自信，平時不容易聽進部下的建言，但我不是他的部下，我沒有職務在身，也不做官，雖然曾被選為“中央評議委員”，坦白說，我也不知道這個頭銜是因何而來，我對“國是”提出建言，隻是盡一介平民的本分，提供一點意見，他的改革開放，應該是很多因緣助成的。
說到經國先生，他親民愛民，這是眾所周知的，他一生與民間的往來，有很多小故事我都耳熟能詳。我非常敬重他民主而獨特的行事作風，過去他任“政治部主任”、“國防部長”、“行政院長”時，我們有一些法會或社團活動，他到場時都是默默從旁經過，並沒有大陣仗地有許多隨扈跟從，可以說是行事很低調的人。
經國先生對台灣貢獻很大，這也是全民公認的。例如他培養本省人才，選拔很多本省優秀青年如許信良、張俊宏等人到海外留學，希望台灣能慢慢“本土化”。
他創辦“救國團”，把青年的活動納入到暑期、寒假的戰鬥營之中，讓青年們在戰鬥營中成長，解決了青年的問題。後來也解除戒嚴，並開放人民到大陸探親，使台灣真正步上自由民主之路。
早期他所主導的“十大建設”，帶動台灣的社會發展，加上尹仲容、王昭明、李國鼎、俞國華、孫運璿等財經首長推動經建政策，更讓台灣的經濟起飛，繼而締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跡。他們對台灣社會的轉型，以及台灣經濟的發展，都是居功厥偉，這也是經國先生在曆史上不容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