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先生從事報刊活動二十七年，一生創辦領導報刊十七種，被譽為“言論界之驕子”，對中國早期報刊政論有巨大的貢獻。報館崛起，帶動知識分子愛國的情操，倡導民主自由的新思潮，可以說，梁啟超先生是我們中國人言論自由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不二人物。
從接觸《四書》、《五經》，到西方思想帶來的開放衝擊，一直到參與政變、革命、從政，最後投入教育，他是一位不斷自我更新的大學者，他甚至說：“今日之我不惜與昨日之我宣戰。”
一九一八年遊曆歐洲諸國之後，任教於北京大學等各大學，他在北京組織共學社，宗旨為“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救國救民的熱心，始終不減。梁啟超先生明白，唯有播下教育的種子，中國的未來才能開花結果。
一九二六年，梁啟超因為尿毒症，擇北京協和醫院替他開刀治療。手術進行相當順利，但是出院後病情卻未見好轉，反而有加重的情勢。後來才發現，醫生誤把他健康的腎摘除，留下病變的腎。
梁家的人憤怒無比，準備向醫院提告，但梁啟超反而勸慰家人放棄訴訟，告訴他們說，生死有命，算了。梁啟超的寬大胸懷，實令人讚佩不已。
宋教仁（一八八二—一九一三）
宋教仁，湖南省桃源縣人。說到中國近代史，大家不能漏掉宋教仁先生，一九〇四年，他在長沙和黃興成立“華興會”；一九〇五年，和孫中山成立“同盟會”。他籌組成立“中國國民黨”，擔任第一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中華民國成立後任職南京臨時政府法製院院長，是第一位倡導內閣製的政治家。翻譯過《日本憲法》、《英國製度要覽》、《德國官製》、《美國製度概要》等十多個國家的憲政著作，是中華民國實施民主憲政的偉大人物代表。
一般人對宋教仁先生的印象，都是停留在他和孫中山先生一起籌組同盟會，翻開曆史文獻資料，對宋教仁先生的著墨實在太少了；但是，我個人認為如果沒有宋教仁先生，就沒有今天的中華民國。
宋教仁先生是一位很有前瞻性、建設性的人才。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為了避免總統獨權、專製，宋教仁先生主張“責任內閣製”，他認為：“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動搖國本。”權力帶來腐敗，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宋教仁先生以製度、政黨的力量，來限製權力無限擴張的可能性，這對袁世凱的皇帝夢，造成很大的威脅和壓力。因此，袁世凱擔任總統後，百般籠絡宋教仁，請他出任總理，他堅決不做，後來又召見他，親自送上貴重的禮物和五十萬元巨款，他也予以謝絕。
同時，宋教仁先生也提倡“政黨政治”的理念，他認為：“透過選舉的競爭，在國會裏頭，占得大多數議席的黨，組成一個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地監督政府，使它有所忌憚而不敢妄為。”就像台灣今天的政黨政治，有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等一樣，大家彼此互相製衡。
不僅如此，宋教仁先生把國家人民的利益，放在黨的利益之先，和袁世凱討論內閣組織前，國民黨大老陳其美、應夔丞等人，詢問宋教仁關於國民黨內閣的組織辦法，宋教仁隻有一句話：“我隻有大公無黨一個辦法！”宋教仁先生不戀棧權位，不圖利個人，高風亮節的胸襟，由此可見一斑。
其實，推翻清政府後，中國仍然處在極度的混亂中，列強侵略、軍閥四起，於政、於黨，大家想法意見都不同，利益衝突暗潮洶湧。一九一三年，在上海火車站，袁世凱派人暗殺宋教仁先生，得年三十一歲。當時在日本的孫中山得知宋教仁遇害，書寫挽聯：“作民權保障，誰為後死者；為憲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先生犧牲以後，袁世凱的帝製思想浮上台麵，孫中山先生等革命人士，二次革命討袁護法，才不至於讓初萌的民國政治走回皇權時代。宋朝範仲淹先生曾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宋教仁先生一生為革命、民主、立憲的努力奮鬥，可以說，是這句話的最佳寫照。
艾森豪威爾（一八九〇—一九六九）
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將軍，是美國的傳奇人物。他從來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擔任盟軍最高統帥，揮軍登陸諾曼底，贏得大戰勝利。隻是軍校畢業的艾森豪威爾將軍，卻當上美國著名學府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沒有做過市長、州長、部長或國務卿，但他是全美國人民選出來的第三十四任總統，到現在，還經常被評選為美國前十名最好的總統之一。
世界上許多偉人都有一個性格“麵對問題，從不退縮”，所以能建立永垂不朽的功勳偉業，艾森豪威爾將軍也不例外。
他小時候常和家人一起打橋牌，有一次，他拿到一副壞牌，心裏非常不高興，一邊打就一邊埋怨。母親聽了很不歡喜，斥責他：“孩子，玩牌的規矩，就是不管你拿到什麼牌，都不可以抱怨，而且要盡力打好它。人生也是這樣，不論你遭遇何種處境，你都要在這種處境和條件當中，盡可能地做到最好的地步！”艾森豪威爾能成為偉大的人物，受母親這一席話影響不少。
艾森豪威爾將軍擔任歐洲盟軍統帥，英美雙方陸海空三軍部隊人數日增，再加上法國、比利時、捷克、加拿大、波蘭、新西蘭、南非、澳大利亞，及其他國家軍隊的加入，可以說，艾森豪威爾將軍主導了戰爭史上空前浩大的聯合軍事行動。歐洲各國名將，如：英國的蒙哥馬利、法國的戴高樂等，對他都欣然服從，為他所用。艾森豪威爾將軍自謙說：“自己隻有領導三個人，下麵是陸海空三軍各自分層負責。”艾森豪威爾發現人才、充分授權，在他的領導統禦、調兵遣將之下，盟軍順利地登陸諾曼底。
有一句話說：“人為善，福雖未至，禍已遠離；人為惡，禍雖未至，福已遠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歐洲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在法國的某地乘車返回總部，參加緊急軍事會議。那一天大雪紛飛，天氣寒冷，汽車一路疾馳，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途中，艾森豪威爾忽然看到一對瑟瑟發抖的法國老夫婦坐在路邊。
艾森豪威爾將軍立即命令停車，一位參謀急忙提醒他說：“我們必須按時趕到總部開會，這種事情還是交給當地的警方處理吧。”
艾森豪威爾堅持要下車去問，他說：“如果等到警方趕來，這對老夫婦可能早就凍死了！”
經過詢問才知道，這對老夫婦是去巴黎投奔兒子，但是汽車卻在中途拋錨了。艾森豪威爾二話沒說，先將老夫婦送到巴黎兒子家裏，才趕回總部。
由於要送這一對老夫婦到巴黎，他們改變原本回總部的路線，卻因此逃過一劫。原來，那天德國納粹的狙擊兵，早已預先埋伏在他們回總部的必經路上，艾森豪威爾為了救那對老夫婦於危難之中而免於一難。曆史學家評論道：“艾森豪威爾的一個善念，躲過了暗殺，否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曆史將改寫。”
家事、國事、天下事，艾森豪威爾雖然是國家最高統帥、國家的元首，同時也是一位愛家、愛老婆的代表。聽說，艾森豪威爾還是美國總統的時候，每次回家，都會幫太太燒兩樣菜，是一對令人羨慕的佳偶。
把握現有的條件，盡力發揮，努力做到最好，就會轉危為安，這是艾森豪威爾將軍一生克難致勝的人生哲學。他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唯才是用，充分授權，至今讓人懷念。
安貝卡（一八九一—一九五六）
在一九五〇年代，我初到台灣編輯《人生》雜誌的時候，就聽到從印度傳來消息，有一百萬人皈依佛教，沒有多久，又聽說有五十萬人皈依了。我就很訝異，過去佛陀時代靈山勝會，百萬人天，今日在印度真的又重現了。
是什麼原因？是什麼理由？能讓印度的佛教，這麼一下子有這樣大動作的舉行皈依典禮？因為資訊不詳，我也不能深入了解。一直到多年後，我才明白這是由印度安貝卡（Bhimrao Ramji Ambedkar）博士，號召印度群眾集體皈依佛教的運動。
安貝卡博士，在印度種姓製度中，出身於最低級的首陀羅。他擁有美國的經濟學及英國的法學雙重博士學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安貝卡博士應邀加入總理尼赫魯的內閣，擔任印度獨立後第一任的司法部長，也是印度憲法的製憲者，他是賤民出身出任政府要職的第一人。他經過二十年在政治上的努力，被推選為獨立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印度獨立憲法中正式廢除了“賤民”製度。可以說他一生奉獻於鼓吹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權運動。
出生賤民的安貝卡博士，從小就飽受不平等的欺淩和歧視。小時候曾經有三個讓他難以忘懷的經驗：
一、上小學的時候，他每天要帶一塊布到學校，放學的時候再帶回家裏。這一塊布做什麼用呢？原來是用來鋪在他的座位下。如果不鋪上這一塊布，他座位下的那一塊土地就會被他汙染。如果有人踩到這一塊被汙染的土地，那個人的靈魂也完了。
主持紀念安貝卡博士暨二十萬人皈依三寶典禮，於印度海德拉巴市的十字街道上舉行（二〇〇六年十月十四日）
二、在學校裏，安貝卡不能去碰水龍頭。在印度的學校裏，為了限製賤民的行動，每個學校都有校警。隻有在校警的監視下，老師才可以打開水龍頭，然後把水分給賤民背景的學童。如果校警請假，賤民的學童整天就沒水喝了。
三、九歲那一年，他從鄉下搭火車到一座山城去看他父親，下了火車要搭牛車上山，但是駕牛車的人不肯載他，他付了雙倍的錢，才說服了那個駕牛車的人讓他上車。那個駕牛車的人寧可自己跟在牛車的後麵走，也不願與安貝卡同行。因為路途太遠，半夜到了一個山區的小客棧，客棧主人不允許這個九歲的小孩住進去，他隻好在牛車上挨餓受凍，直到第二天下午到達目的地為止。
身為賤民飽受歧視和汙辱的安貝卡，一生最大的努力就是廢除種姓製度。留學回國後，推動改革印度教來廢除種姓製度及賤民製度，第一個行動，就是在一九二七年公開焚燒《摩奴法典》（Manusmriti），但種姓製度一直存在。
直到一九三〇年代，他終於體悟到：“唯一的途徑隻有脫離視他們為賤民的這個宗教。”安貝卡博士認為，與其困在三千年的印度文化，不如改信其他的宗教，讓新觀念進來，為賤民找到平等生存的權利和希望。
佛教的教義，符合安貝卡博士理想中的四個判準、一個堅持。他的四個判準是：
一、不論他選擇哪一種製度，都必須極致地激發人類和社會的價值。
二、不論他選擇哪一種宗教，都應該要能與理性相契合。
三、一種可被接受的宗教必須能激勵自由、平等和博愛的精神。
四、不管他選擇什麼宗教或哲學，都不應該有阿Q心理，把貧窮“神聖化”。
一個堅持：非暴力，他所追求的新宗教必須是一個非暴力的宗教。
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這一天是印度曆史上阿育王改信佛教的日子，安貝卡號召全印度的賤民族群，集合到印度的地理中心點“龍城”（Nagpur），一起參加皈依佛教的大典。五十萬人從印度各地來到這裏，這一次的大皈依，也是佛教十三世紀在印度滅亡之後最大一次的皈依典禮。
在皈依典禮上，安貝卡說：“從今天起，我們脫離了地獄！”沒有了種姓製度觀念的綁架，大家都重生在佛陀的平等教義中，人人皆能成佛。
二〇〇六年，為了紀念印度佛教複興之父安貝卡博士，帶領五十萬民眾皈依佛教五十周年紀念，我應邀前往印度安特拉省海德拉巴市，主持了二十萬人皈依三寶典禮；當時，我還特別前往他的聖像前合掌，對他表示最大的敬意。
印度誕生了倡導平等思想的佛陀、大乘佛教的發起人龍樹菩薩和積極發揚平等精神的安貝卡博士。今天，我們對安貝卡博士最好的紀念，就是繼續發揚佛陀慈悲、平等、和平的精神，將尊重包容、歡喜融和的佛教，散播到全印度，乃至全世界。
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
胡適，字適之，出生安徽績溪。胡適先生從美國留學回到中國，在北京大學任教，後來擔任北大的校長、“駐美大使”、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是當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開拓了一個白話文學的新時代，對整個社會風氣、人文思想，造成很大的震撼與改變。
我很讚同胡適先生的想法，他說：“文章本來就是用來表情達意的，表情表得好，達意達得好，就是好文章。”他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學改良，必須從“八事”入手：
一、須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須講求文法；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務去濫調套語；
六、不用典故；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俗語。
我一生推動人間佛教現代化、大眾化，提倡說法要給人聽得懂、能受用，寫文章能讓人心領神會；胡適先生改革文學，提倡白話文的看法，影響我很大，對我後來執筆寫書、弘法利生的思路，起到關鍵性的影響。
其實，佛教的經典如《阿彌陀經》、《法華經》都是白話文學，而《維摩詰經》兩萬五千字，胡適之先生稱它是世界上最長的白話詩，具有哲學的意境和文學的美妙。他說：“佛教的譯經師用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來翻譯佛經，但求易曉，不加藻飾，造成一種白話的文體；佛寺禪門，成為白話文與白話詩的重要發源地。”
對於說話，胡適先生也別有一番妙解，他提出：
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文章就怎麼寫。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
說話這一門藝術，和他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個人認為，胡適先生就是希望每一個人要有自己的主見，不要盲目地追隨別人的看法，失去了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
胡適先生的思想在輿論、教育及學術界，從過去到現在，一直發揮著重要影響。他所撰寫的《中國禪宗史》，是研究佛教史、禪宗史必讀的書籍。他曾經考證：神會大師應該列為禪宗第七祖。他認為六祖的傳人不是別人，正是神會大師！有人認為胡適先生的想法有所偏頗，我個人認為，不管他的立論對與不對，神會大師對於六祖大師、禪宗的貢獻，是非常大的了。
胡適先生的個性幽默風趣，他把過去女人的“三從四德”，改成現代男士應該做到的“三從四得”。所謂的“三從”就是“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說錯要盲從”；“四得”是“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責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舍得”。
此外，他對男士們說，先生對太太要恭敬、畏懼、禮讓，凡是有學問的君子，有知識的男子漢大丈夫，都應該加入他的“怕老婆會”。
雖說是怕老婆會，其實是捍衛人權，提倡自由、民主、兩性平等的先驅者。我對胡適先生在中國這個大男人的社會中，不時為平等發聲，關懷女性朋友的權益，覺得他是一個了不起的改革者。
佛教雖然力主眾生平等，但是受到本土文化的影響，也存在這種男尊女卑的想法。有鑒於此，我除了推崇女性為教為法的犧牲奉獻，在各種場合的座位安排，也常常注意男女兩序大眾的平衡。尤其，大家熟悉的十八羅漢，雖然都是現比丘相，我在佛陀紀念館的菩提廣場，特別安排了三位女眾阿羅漢，來彰顯佛教平等的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