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多少英雄人物，
我不去談他，
隻談生死在百年之內我所佩服的社會人士十二位，
提供給與我有緣的人
知道我心中有什麼人物。
這十二位人物中，我見過本人的，
隻有胡適之博士和艾森豪威爾將軍，
其他的人我都沒有見過，隻是欣賞他們一生風儀。
我對這十二位人物，
主要覺得他們不隻是我個人心目中
崇拜的英雄而已，
應該是普世人類應該尊敬的仁者。
我生不才，隻是一個平凡的僧侶；也有人佩服我，但是我更佩服別人。像佛教裏的太虛大師、印光大師、弘一大師、八指頭陀、虛雲老和尚等，都是我景仰的人物，但已在他處提到，這裏就不再提及。至於曆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我也不去談他，隻談生死在百年之內我所佩服的社會人士十二位，提供給與我有緣的人知道我心中有什麼人物。
我以他們出生的時間依序來說：孫中山、蔡元培、甘地、梁啟超、宋教仁、艾森豪威爾、胡適、安貝卡、鄧小平、傅斯年、特蕾莎修女，以及赫爾穆特·科爾。
這十二位人物中，以曾任德國總理的科爾最年輕，二〇一二年八十三歲；而我見過本人的，隻有胡適之博士和艾森豪威爾將軍，其他的人我都沒有見過，隻是欣賞他們一生的風儀。
艾森豪威爾將軍曾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到訪台灣，成為唯一來過台灣的在任美國總統，當時我也躋身在歡迎他的人群中，是什麼原因前往歡迎的，我已不複記憶了。一九四九年以後，胡適先生從美國回台講學，我也擠在人群裏，聽過他幾次的講演，那時候，我對台北的地理還不熟悉，我也記不得是在什麼地方了。
我對這十二位人物，主要覺得他們不隻是我個人心目中崇拜的英雄而已，應該是普世人類應該尊敬的仁者，略述我讚許他們的理由如下：
孫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
孫中山，本名孫文，出生在廣東香山翠亨村（今廣東中山）。我非常尊敬和崇拜他，他是偉大的革命家，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到了今天，雖然海峽兩岸、黨係意見各有不同，但是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孫中山先生，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國父。
我出生前二年，一九二五年，中山先生因肝癌往生，他一生都奉獻給中華民國，他為國為民的事跡，實在是不勝枚舉。
一、他是一位革命家：他呼籲廢除不平等條約，中日甲午戰爭時，在檀香山創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後來改為“同盟會”。曆經數十次革命之後，於辛亥年武昌起義成功，終於推翻滿清政府，創建民國，二千多年的帝王製度宣告結束。
二、他是一位思想家：他提倡天下為公、三民主義。以民族、民權、民生，倡導主權在民，政黨政治、平均地權等主張，讓中國人在思想上大開眼界，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
三、他是一位政治家：國父認為：“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漢滿蒙回藏，始終擾亂著中國的政局，難以安寧，孫中山先生倡導“五族共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主張大家平等，過去千百年來的種族情結，才慢慢得以獲得和解。
四、他是一位實踐家：他身體力行“不做大官，要做大事”。人生以服務為目的。身為臨時大總統，為了顧全大局，他請袁世凱擔任大總統，自己退出政界，建設中國鐵道，他認為中國要富強，必須從交通著手。
五、他是一位哲學家：他認為，佛教為救世之仁，佛學為哲學之母，研究佛法可補法律之偏。他的想法是：“國家社會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等於佛教的人我一如，生命是共同體。
六、他是一位心理學家：他說，“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他深知心理的感受產生思想，思想成為行為，行為決定了個人和國家的命運，國家的根本是人民，人心是一切動力的來源。
七、他是一位經濟學家：他提倡社會互助理論，曾說：“人類進化之原則與物種進化之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唯有共生才能共榮，互助合作才會有希望。
八、他是一位菩薩義工：他性格慈悲，從醫時，經常為窮人義診，革命期間，建設民國，更是無私無我的犧牲奉獻，疲於奔命。
以上八點，是我個人一些看法，實在難以描繪國父建立民國，走上共和，千生萬死之一二。光是推翻清朝帝製，根據統計，自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之間，發動的革命起義事件，就有二十九次之多，前後曆經十七年。後來，軍閥四起，列強覬覦，中國就在戰爭、貧窮，民不聊生的動蕩中陷入水深火熱，國父革命，建設民主之路的艱難，可想一斑。
其實，國父和佛教的因緣很深，在佛光山大智殿設有一個“宗仰上人紀念堂”，是為了紀念棲霞法脈的一代高僧宗仰上人。宗仰上人在民國締造之前，曾經加入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捐助資金，幫助孫中山先生完成革命，當初他與孫先生往來的書信，也都被妥善保存。
另外，太虛大師在一九一二年赴廣州宣揚佛法，被推為白雲山雙溪寺住持，並與仁山法師首倡組織“佛教協進會”，進京謁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提出改革佛教計劃，當時中山先生還以手令褒勉他們。
一九一二年以後，孫中山先生宣布“政教分立”，取消僧官製度，在八指頭陀寄禪大師的奔走下，核可成立“中華佛教總會”，存在一千六百年之久的僧官製度終告結束，讓政治歸政治，信仰歸信仰。而國父遊曆普陀山時，更曾親眼目睹觀世音菩薩顯現靈異的事跡。“和平，奮鬥，救中國”是國父最後的遺言，戰爭是對立的、殘酷的、流血的，是妻離子散的，唯有和平，幸福安樂才能指日可待。
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〇）
蔡元培，浙江紹興山陰縣人，是中國教育史上，首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首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等職。他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開“學術”與“自由”之風氣，主導教育及學術體製的改革。在近代中國的革命史上，他是唯一以進士、翰林身份，棄官從教，成立愛國學社等組織，並發行《俄事警聞》等報刊雜誌，提倡民權，鼓吹革命，是一位付諸愛國行動的讀書人，說他是當代孔子，實不為過也。
從小，我就欽佩蔡元培先生，他說：“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在北大發刊詞，他引用《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他大量延用新人物，不拘一格招聘眾家，倡導平民教育，最早在大學設立研究所、招收女生，是開創國立大學男女同校的先驅者。
他建立中國的教育製度，親手製訂教育方針與新學製，成立“教育部”，改學堂為學校，監督、堂長，一律改稱為校長，以“五育”：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作為教育的方針。蔡元培先生重視美育，他認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突破人我的偏見，我個人也認為，藝術的極致是宗教的展現，而宗教本身就是至真、至善、至美的代表。
蔡元培先生對中國的影響，正如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博士所說：“拿世界各國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人。”
北京大學在蔡元培極力的改革下，很快地成為思想開放、充滿活力的全國最高學府。他支持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讚成文學革命，倡導以科學和民主為內容的新思潮，使得北大成為“五四”時期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在五四運動時，因為支持學生運動，當時有傳言“以三百萬金購人刺殺蔡元培”，蔡元培先生聽聞之後，坦然自若地表示：“如危及身體，而保全大學，亦無所不可。”由此可見他對青年學生，關愛如親生骨肉，肯得以一己生命保全學生，甚至吳稚暉先生形容他：“生平無缺德。”
他提倡民權與女權，倡導自由思想，甚至“以身作則”，以自己的婚姻開風氣之先。三十三歲時，原配夫人王昭病逝，許多人關心他的婚事，爭相幫他作媒續弦，他借此改革社會風氣，舉出擇偶五條件：
一、女子需不纏足者。
二、需識字者。
三、男子不娶妾。
四、男死後女子可改嫁。
五、夫婦如不合可離婚。
這些條件一開出，讓當時保守的社會各界震驚不已，也表現他對封建禮教的叛逆性格，和追求自主婚姻、兩性平等的看法。
晚年，蔡元培先生仍然積極地參與時事，與宋慶齡、魯迅、楊杏佛等人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國民政府的特務政治，積極開展愛國民主抗日活動，擁護國共合作。一九三八年被推為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的名譽會長，後來在香港因病往生，享年七十二歲。
政治管理眾人，教育百年樹人，蔡元培先生終其一生，在政治和教育上的貢獻，帶動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活躍、思想奔放、為所當為，這種以眾為我的精神，是我們現代知識分子的典範。
甘地（一八六九—一九四八）
甘地（Mohandas Karamdhi），印度的國父，世界和平的象征。他主張“不合作主義”、“非暴力”的思想，以無比的勇氣和智慧，從一個平凡的小律師，帶領全印度邁向獨立，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大家尊稱他為“聖雄甘地”。
甘地在南非工作時，看到印度僑胞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曆經二十年，他連續發起“非暴力”不流血的抗議行動，一直到南非政府以同等的權益對待印度人；回到印度之後，他主張“不合作主義”，發起全國總罷工、罷市、抗稅運動，包括不上英國人的法庭、學校，不買英國的國貨等，運動擴及印度全國，不斷地激勵和帶動所有的人，為自由努力奮鬥。
為了領導印度人民為自己爭取人權，甘地畢生絕食十六次，一次又一次走到生命的絕境；他入獄十八次，被關了二千三百多天；先後遇刺五次，盡管有多次的牢獄之災、生命的危險，甘地一直甘之如飴，點點滴滴累積爭取印度平等、獨立的機會，始終不放棄。
古今中外不少偉大的人物，都有過入獄的經驗，監獄能關閉一個人，但不能關閉一個人的智慧與成就。愛因斯坦曾讚許甘地說：“後世的子孫也許很難相信，曆史上竟走過這樣一副血肉之軀。”
我認為，革命，就是甘地的修行，他以素食、絕食抗議等非暴力行動，實踐無我、犧牲奉獻的精神。
甘地的另一項運動是鼓勵人民自行織布，以抗拒英國的布料，他希望每個印度人都紡織生產，一來可以增加就業機會，彌補農閑的空檔，並借以發展農村自主經濟。甘地認為工業化會對人類造成不人道的威脅，人類不是隸屬於經濟的生產力，而是一切的中心。確實，當人類為了發展經濟，破壞生態環境時，未來再多的金錢，都買不回大自然了。
甘地以人為本的中心思想，也體現在他提倡各宗教尊重與包容。記得我在澳大利亞曾經遇到一位國會議員菲利普·羅達克（Philip Ruddock），他問我：“世界上哪一個宗教最好？哪一位宗教大師最偉大？”我說：“你歡喜的就是最好、就是最偉大。”甘地宣稱自己沒有特定的信仰，不歧視、不排斥任何不同的宗教，他說：“我是伊斯蘭教徒，是印度教徒，是基督徒，也是猶太人。”
甘地一生中，大部分都過著苦行僧的生活。有一天，他到英國倫敦，接受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召見，當天他穿了一件褪色的上衣，在英國首相的陪同之下與女王見麵談話，記者上前問甘地，這樣的穿著是否太過失禮？
甘地聽了，淡淡地說了一句話：“英國首相身上的衣服，十個窮人可以穿，而我身上的衣服，卻隻有一個窮人可以穿。”這種不為物欲、不為己求的精神態度，使得所有受製於英國殖民的印度人，死心塌地地跟隨甘地。
甘地是和平的推手，在為印度獨立解放奮鬥的同時，甘地也為了消除種姓製度、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紛爭而努力。七十九歲的甘地，在一次調解教派紛爭的活動中，被一個極端分子槍擊而離開人世。
甘地說：“領導，就是以身作則來影響他人。”甘地是印度自由的燈塔，永遠照亮印度和全世界向往自由、民主、平等之人的心中。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
梁啟超，廣東省新會縣人，又號飲冰室主人。曾經擔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從政三十六年間，著書立說不斷，是中國近代曆史上，貫穿中西思想的大學者、改革者、史學家，更是重視培養人才的教育家。
光緒年間，梁啟超先生和他的老師康有為，成立“保皇黨”，發動“戊戌政變”，後來失敗逃亡日本。袁世凱要恢複帝製，他在《大中華》雜誌上發表《異哉！所謂國體論》，大力抨擊袁世凱，並且號召四萬萬同胞大家共同討伐袁世凱。袁世凱願以十萬金，要求他不要發表文章，但是梁啟超先生斷然拒絕；袁世凱又威脅梁啟超，他說：“寧可逃亡生活，也不願苟且偷生。”充分展現了文人的氣節；他反對張勳複辟，不惜和老師康有為決裂，力主保衛共和，深獲孫中山、胡適、毛澤東等人的尊敬和認同。
梁啟超先生天資聰穎，思辨過人，從小就嶄露頭角，十二歲考上秀才，十七歲又中了舉人，有“嶺南奇才”神童之稱。
十歲那一年，跟父親入城，夜裏住在秀才李兆鏡的家中。第二天早晨到前廳的杏花園玩耍，摘了幾朵杏花，遇見父親和李兆鏡友人，趕緊將杏花藏在袖子裏，父親借景考驗，問說：“袖裏籠花，小子暗藏春色。”
梁啟超仰頭凝思，瞥見對麵廳簷掛著“擋煞”大鏡，即念出下聯：“堂前懸鏡，大人明察秋毫。”他的才思敏捷，可見他深厚的文學底蘊。
有一次，他到武漢講學，順道拜訪當時擔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張之洞想要為難他，出了個上聯：“四水江第一，四時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誰是第一？誰是第二？”意思是說我才是老大。
梁啟超先生略一思索，便說：“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後，小子本儒人，豈敢在前，豈敢在後！”三教是指儒釋道，三才是說天地人，我不在你前，也不在你後，與你平起平坐嘛。張之洞一看，從此改變了對梁啟超的看法，奉梁啟超為上賓。
一代大儒梁啟超先生和佛教非常有緣，他有係統地研讀佛典，並且將研究所得撰文發表，計有《佛教之輸入》、《千五百年之中國留學生》、《佛教與西域》、《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佛典之翻譯》、《翻譯文學與佛典》等，共計十八篇，全書就名為《佛學研究十八篇》。從史學的角度出發，對中國佛教的興衰流變，以及相關的事項作了扼要的闡述。他在這本書中提到，從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我國文學中增加了三萬五千字以上的新興名詞；又說，我國近代的純文學如、歌曲，皆與佛典之翻譯有密切關係。
一九二二年，太虛大師在武昌創辦武昌佛學院，梁啟超曾被推舉為第一屆董事會董事長。到了晚年，他對佛教有很深刻的體會，他說：“佛教的信仰，是正信而非迷信，是兼善而非獨善，是住世而非厭世，是無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別，是自力而非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