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有的人僅僅因為魏將於禁、龐德部被暴溢而出的漢水所沒，便將關羽所取得的水淹七軍之戰的勝利，簡單地歸咎為是靠僥幸取勝。事實到底任何，其實僅從關羽的排兵布陣便可看出。襄陽位於漢水之南、樊城位於漢水之北，兩城夾江而立。
按常理，關羽率領蜀軍從位於襄陽以南的江陵過來後，其本應將進攻的重點放在襄陽才是，然而，實戰中，關羽卻反其道而行之，選擇了放開襄陽、跨過漢水，硬是把進攻的重點放在了樊城。選擇如此排兵布陣，說明關羽要麼是個蠢才、要麼是個天才。至於關羽到底是個蠢才、還是一個天才，無須他人去說，戰爭的結果已經證明了一切。
思忖至此，聽見身後響起紙張的翻動聲，常成便扭頭往後看去；此時，見筱君此時正側著身子、兩腿平放著坐在雨布上看雜誌。在盯著筱君看了一會兒之後，見筱君一直保持著一副目不斜視、神情專注的樣子，常成隨後便又把頭轉了回去，順著剛才的思路繼續往下捋。
對於把劉備發起夷陵之戰，說成是一種不顧大局、不識大體的行為，其實是完全冤枉了劉備。劉備到底應不應該發起夷陵之戰，並不取決於劉備，而是取決於孫權。
雖然說，東吳方麵從來就沒有產生出一位像諸葛亮這樣的偉大的戰略家，但是，在眾人的共同參與下，經過多年地摸索，至“赤壁之戰”爆發之前，亦漸漸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國家發展戰略。東吳的這套發展戰略就是：“鼎足江東”；“剿除黃祖（劉表之部將，時任江夏太守），進伐劉表，競長江所極”；“得蜀而並張魯（時據漢中）”；“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從東吳的這套發展戰略可以看出，孫權要的何止是一個荊州這麼簡單，而是將整個益州及漢中亦全部包括了進去。
所以說，在東吳的這套發展戰略的推動下，劉備即便是放棄荊州，亦還是無法滿足孫權的胃口；而其唯一能夠滿足孫權的辦法，便隻剩下抹脖子、上吊，一死了之了。如此以來，劉備也就隻能夠到“陰間”去實現其“興複漢室”的政治理想了，這豈不成了一句鬼話！
至於為何有人會將諸葛亮不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要實現“興複漢室”的政治主張，視為是一種愚忠的表現？甚至還有人將此主張視為是諸葛亮所犯下的一個曆史性的決策錯誤？究其原因，前者，大概是因為沒有弄清楚諸葛亮所說的“漢室”，具體指的是何物所致；後者，大概應是沒有弄清楚“興複漢室”的政治主張，在“三國”時期具有怎樣的現實意義所致。
其實，諸葛亮所說的“漢室”，指的是“漢朝”，即漢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一係列的社會製度，而非指的是“劉氏皇室”。關於這一點，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即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在《隆中對》的結尾處，諸葛亮告訴劉備說：“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從諸葛亮的這句話中可以看出，在諸葛亮看來，劉備成就霸業與其將來試圖“興複漢室”之間，應是存在著一種直接的必然聯係。
那麼，到底是振興“劉氏皇室”與劉備成就霸業之間能夠發生這種直接的必然聯係、還是振興“漢朝”與劉備成就霸業之間才能夠發生這種直接的必然聯係呢？如果是前者，那麼，倘若到那時，“劉氏皇室”成員一個個全部都死光光了的話，劉備即使是成就了霸業，也沒有辦法去“興複漢室”了；反之，如果是後者的話，那麼，劉備在成就了霸業之後，自然便具有了將業已遭到嚴重破壞的漢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一係列的社會製度重新建立起來，將業已受到嚴重削弱的漢朝的國力重新予以振興起來的可能。由此可見，諸葛亮所說的“漢室”，指的確是“漢朝”、而非“劉氏皇室”。
既然如此，那麼，漢朝究竟有何好，以致於會令像諸葛亮這樣的品行高尚的天下俊傑，不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地也要將其予以“興複”呢？為了弄清楚這一問題，讓我們不妨從以下幾個方麵入手，來對漢朝做一個簡要地分析。由於“後漢”即東漢與“前漢”即西漢之間，在社會製度上存在著一種一脈相承的繼承關係，所以，這裏不妨把西、東兩漢放在一起說。
首先，思想上。
“天地之性人為貴”的觀點，雖然是由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提出來的，但是，這一思想基本上也是一條貫穿於整個西、東兩漢的立國理念。
其次，政治上。
西、東兩漢建立之初，針對當時社會上所存在著的嚴重的奴婢現象，便曾經宣布：“民以饑餓自賣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民有嫁妻賣子欲歸全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這在當時整個人類社會都還把人欺負人，視為是一種天經地義的蠻橫的曆史時代，漢朝政府便以國家的名義，宣布了這種現象的非法性與不合理性。西、東兩漢的這種做法，不僅在中國的曆史上，屬於開天劈地頭一樁的重大的曆史進步事件，並且，在整個人類社會的曆史上，同樣也是一個偉大的曆史創舉。
其三，經濟上。
在農業時代，土地無疑是人們所賴以生存的主要的生產資料。西、東兩漢在取得國家政權後，便依照性別、年齡等，按人頭把土地分配給農民進行耕種。稅賦方麵，西漢采取的是“什五而稅一”的稅收製度，即僅抽取農作物的十五分之一作為農業稅。比之秦朝動輒什五之稅或“太半之賦”，該稅率無疑是相當低了。東漢時期，則更是將農業稅的稅率降低至三十稅一的程度，這不僅極大地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同時，僅單從財政方麵來看，就極大地製約了官僚隊伍的隨意膨脹，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其四，法律上。
法律起著調整社會關係、規範人們的行為的作用，因此，一好的法律，自然應是越全麵、越細致、趙方便操作越好。秦朝的法律，素以嚴密而嚴酷著稱於世。西漢推翻了秦朝的統治後，在剔除了秦朝法律中的嚴酷的成分的基礎上，根據當時的社會需要，又增加了數章，形成了著名的《九章律》。如此以來，西漢的法律便顯得嚴肅而不嚴酷、嚴密而不輕佻。
西漢時期的曆史學家司馬遷，可謂是人類曆史上最具有良知、最具有見識和最具有文采的一位曆史學家。在其所著的《史記》中，司馬遷曾經這樣評價漢朝：“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天統者，自然之道、人性之道、人類社會發展之道也。寥寥一十五字，司馬遷便將西漢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全麵、完整、準確而有又十分中背地給勾畫了出來。司馬遷的這一評價，說得實在是好啊！
漢朝就是這樣，以其正確的立國理念、偉大的國格、強盛的國力、恢宏的氣勢和勇於進取的開拓精神，磅博於人世間。它既深刻地改變了“天下”，將“天下”帶進了一個全新的偉大的時代，為“天下”的民眾創造了一個最適合生活於其間的社會製度形態；同時，它又深刻地影響了世界，成為其它國家和民族學習的好榜樣，並在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引領著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潮流。
由於所處的時代相同、經濟基礎相同、所麵臨的社會問題也大致相同，因此，諸葛亮提出要在“天下”“興複漢室”的政治主張，不僅是一個正確的政治主張，同時，也體現了諸葛亮做為一個政治家，在政治上的高瞻遠矚、在道義上的高屋建瓴以及對曆史所具有的深刻的洞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