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夏在學校》是寫孩子們的，也是給孩子們寫的。
它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命筆的，也是特定曆史條件賦予它特定的曆史題材。
這樣的作品，我不寫，別人也會寫；今天沒有人寫，明天定會有人寫的。
人類前進的道路，從來都很曲折，正像宇宙中沒有真正的直線一樣。中國人民一直是在不光滑、不平坦的道路上奔馳的。
作為人類的下一代，他們沒有選擇個人出生於哪個時代、哪個社會、哪個家庭的自由。於是當“文化大革命”的陰影在中國上空和地麵遊蕩的時候，剛剛出生和已經出生了的“民族花朵”們，不得不卷入這一場無法擺脫的“人生災難”之中了。他們中有的成為直接的受害者，有的則做了間接的“犧牲品”。
我是祖國千萬兒女中的千萬分之一。我親臨和目睹了那一切，而且，我本身就是這場災難的直接受害者。
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像火炬一樣照亮了中國人民前進的航程。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家庭，開始重放光明，一片生機。環境溫暖了，希望降臨了，人心熱了，孩子們也活躍了起來。
受過冷遇和吃盡寂寞苦頭的我，又回到了我年輕時代那從事過多年的共青團事業“大本營”。我深切地體會到，我們親愛的黨、親愛的領導、親愛的人民，在恢複國民經濟的同時，又極為重視和關懷整個少年兒童及少年兒童工作。
“要關心我們的孩子！”
“要想盡辦法關心我們的孩子！”
蘇聯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在電話裏詢問小娜佳不幸遭遇的嚴峻的聲音，仿佛就響在我們的耳邊。
很快，吹起了春風。
鄧小平、葉劍英、陳雲、李先念、鄧穎超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向孩子們投去了慈祥溫暖的目光。在黨中央的高級會議上，立即發出了莊嚴號召，“全黨全社會都要關心少年兒童”。
接著，情況就起了很大的變化。
如果說八十年代的青年，曾經是“被耽誤過的一代”，那麼，八十年代的少年，即是幸福的一代。從亂到治，從衰到興，他們正好趕上了這個興盛的日子。中國共產黨苦心倡導過多年的共產主義教育，猶如經過嚴冬到陽春一樣，普遍地、生動地在學校中，尤其是在小學校中開展了起來。孩子們真像魚兒得水，鳥兒出籠，歡天喜地，活蹦亂跳。
我懷著無法言語的激動心情，走進我們的小學校，來到孩子們中間。我一方麵和校長、教師、少先隊輔導員談心，一方麵同孩子們玩耍、說故事、看小人書。從他們的口中、身上，我知道了小孩子和教育小孩子的許多生動、有趣、難忘、感人的事情。我很快產生了一種欲望——寫一部關於孩子們的書。
可是，我是一個很笨的人，我沒有能力承擔這麼繁重而又神聖的任務。我簡直有點兒苦惱，苦惱得不思飲食。不得已，我才打開記憶的箱櫃，在那兒盡心地搜索。
我記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在我讀小學的時候，我曾經看過一本《愛的教育》，我還多次讀過冰心的《寄小讀者》《往事》《繁星》。我當時確實邊讀邊流淚。我也確實憧憬過能有那樣美好的學校、親切的教師、溫暖的家庭。然而，這在舊社會是無法實現的。我也隻能是“望梅止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