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楊嗣昌在軍中絕食而死，也有說上吊死的，怎麼死的不重要，人終有一死，重要的是明王朝最後一個能夠從戰略高度統籌剿匪事宜的人至此謝幕，這個人很複雜，複雜到我至今想不到應該怎麼評價他。
流賊折騰這麼些年，大明王朝能打的、不能打的，文臣、武將綁在一起，我個人以為有能力、有決心徹底剿滅流寇的隻有兩個人，一個人是陳奇瑜，另一個非楊嗣昌莫屬。除此之外都隻是能獨當一麵的將才或者帥才，其視野與格局和這兩個人比起來那是有相當地差距。
任何一個時代都有不堪忍受政府壓迫的農民起義，最初起事可能是因為宗教問題，比如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國起義，但是之所以能成氣候，乃至像明末農民起義這樣折騰的這麼厲害以至於亡國，背後肯定存在深刻的政治和社會原因。
明朝的各項政治製度運行兩百多年，已然是弊端叢生。本來朱元璋設立的衛所製度施行初期是很好的，兵寓於農，不會增加其他農戶的負擔，而且駐守在境內各地，隨時可以將變亂扼殺在萌芽時期。
隻是朱元璋沒想到衛所兵士的軍田竟然逐步被各級將領侵占，本來自給自足的士卒成了出賣苦力的佃農，這樣的士卒吃飽飯都是奢望，哪有什麼凝聚力和戰鬥力？更別說跟著流賊滿世界作戰了，軍餉的補給、器械的補充、傷病人員的安置、俘虜的處置都不是衛所製度所能適應的。
再比如藩王製度，朱元璋在各地設立分封自己的子孫為藩王，主要就是不想讓他們再像自己一樣過討飯的苦日子，雖說朱棣造反成功後對藩王嚴加防範，但是衣食無憂是沒問題的。
但是誰能想到明末宗室成員會達到十萬人之巨，而且因為祖製的規定不能從事其他任何行業，隻能從政府那裏領取祿米，成為政府財政的極大負擔。而且這些宗室子弟養尊處優久了，每日隻知道打著祖製的旗號拚命撈錢，卻從不想著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崇禎皇帝為了籌集軍餉恨不得都把自己的龍椅賣了，也沒見幾個藩王捐金助餉。隻能一次次從農民身上搜刮，今天加九厘，明天加一分，終於搞出來李自成、張獻忠這兩個混世大魔王，和大家一起玩完。
再比如財政製度，按照明朝中期張居正實施改革時的設想，一條鞭法將農民的田賦和徭役按照一定的比例折合成銀兩，既可以避免官吏肆意攤派，又可以將農民從繁重的勞役中解放出來，是一舉兩得的善政。考成法既能提高各級官吏工作的積極性，又能增加中央政府的權威，乃是政治管理學的集大成之作。
張居正在的時候一切看起來都很好，他一死各種問題就出現了。先說一條鞭法，張居正製定這條政策的時候肯定想不到在他死後幾十年，菲律賓殖民當局就開始限製白銀大規模輸入中國，導致中國內地白銀越來越難以獲得，從而導致物價飛漲，農民負擔意外地加重了很多，越來越難以忍受。
考成法又將這種難以承受之重加重了幾分，因為它的主旨就是“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看起來很牛逼的樣子，簡單來說就是中央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下麵各級官吏隻管執行就好，不許妄議明朝中央。
做為地方廣袤、民情複雜的集權製國家，很多時候京師的大老爺們隻能通過奏章來了解各地的實際情況，今天雲貴鬧了水災，明天西北鬧了蝗災，等要求減免賦稅的奏章層層上報到京師，已經是數月之後的事了。在信息化時代，都有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的惡習，你能對十七世紀足不出京師的官老爺們抱有多大指望？
再說考成法的重要目的就是為了遏製中央財政的持續虧空，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明朝朝廷特意規定，地方官吏征賦不足九成者一律給予處罰，輕則罰幾個月俸銀，重則革職查辦。這就大大降低了各級官吏根據實際情況減免地方稅賦的自由裁量權，畢竟犯不著和自己的飯碗過不去不是嗎？
因為衛所製度的奔潰，政府軍戰鬥力直線下降，一條鞭法如今又收不上來真金白銀，各地的藩王宗室又像一條條寄生蟲吸附在瘦骨如柴的大明王朝軀體上，再加上考成法一個勁地把各地活不下去的農民逼上絕路，東北還有戰鬥力爆表的滿清一個勁地折騰。
這就是楊嗣昌麵對的局麵，可以說是四麵楚歌，他提出的應對策略我們已經說過了，叫十麵埋伏。
這種應對策略並不是楊嗣昌的首創，第一位榮登五省總督之位的陳奇瑜就實施過，簡單地說就是利用山川地形和設防堅固的重鎮限製流寇的流動性，選派戰鬥力強悍的官軍，比如曹文詔、盧象升主動出擊，專檢硬柿子捏。
先把帶頭的大佬幹掉，其他的該招撫招撫，該遣散回家的遣散回家做良民。效果如何，可以翻看當年把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人打包包圍的車廂峽之戰。可惜陳奇瑜功虧一簣，崇禎皇帝又是個毛躁孩子，不給剿匪奇才陳奇瑜第二次戴罪立功的機會。
崇禎皇帝的好基友楊嗣昌出山繳費之前明顯仔細研究了《大明王朝剿匪史》，洪承疇、盧象升、陳奇瑜等人這幾年的表現盡收眼底，他認定隻有陳奇瑜又打又拉的剿匪策略才能成功，哥們我來了，一切就都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