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島芳子窮凶極惡，到處抓人審訊嫌疑犯。張吏鳶卻在法租界一棟寫字樓二樓租了幾間房子，他開辦了一家自由國際雜誌社。在樓內，多數是做對外貿易的小公司。張吏鳶認為這地方人員往來多，在樓頭一角是他獨立辦公室。
從窗戶位置可以看到街上，張吏鳶第一個把編輯小王帶過來，並叫她改名叫了王婉茹。為什麼呢？理由是告別過去。
王婉茹處於對張吏鳶的喜歡和信任，她稀裏糊塗地在張吏鳶旁邊的辦公室上班，當起了張吏鳶助手並負責管著後勤。張吏鳶還帶過來晨報負責國際新聞版麵的記者崔誌。對他是待遇從優，本地人娶了一個當教師的老婆剛生小孩，性格懦弱還有點膽小怕事，是非較少，可急需用錢。
另外兩間辦公室空閑著，認為戴笠會派人過來。張吏鳶向柳文辭職時，柳文非常生氣，要知道張吏鳶還挖了晨報牆角，豈不把鼻子氣歪。武漢會戰，敵我雙方在血拚，十裏洋場的上海灘卻很熱鬧。各類刊物雨後春筍般的增多，在地下黨領導下，左翼作家聯盟等在非常艱難的形勢下，仍拍攝出了《漁光曲》、《新女性》等一批有影響力的電影。雖然電影與他辦的雜誌沒直接關係，但他要給雜誌一個定位。所以，張吏鳶告誡二人：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太右，最好搞成中立態度。
在旁邊辦公室再有一個編輯兼記者張吏鳶就認為人員足夠，他重點是搞日本特高課和軍統秘密情報，迫在眉睫是必須盡快與上級取得聯係。上海灘有幾股暗流湧動各種力量在擴充諜報組織，撒網布局。加之，特高課的川島芳子和李士群一群漢奸與以軍統戴笠的人相互殺戮。除非他遇到與自己見過麵的那位負責人，難哪，希望極其渺茫…
張吏鳶思索再三，決定把王婉茹發展成下線。為此，先給王婉茹一本油印的《共產黨宣言》，讓她接受一些革命思想。地下黨處於複雜危險條件下，對知識分子宣傳直接而有效。在《宣言》問世前，西方資產階級統治者極力想撲滅反抗的星星之火。共產黨人都是從事地下秘密組織，也可以說，共產黨人源於民眾之中，無處不在。
“我想好了。”剛上班，王婉茹敲門進來，她站在張吏鳶麵前堅定的說：“我就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
張吏鳶放在手頭一篇稿子，看著對方說：“坐。”然後，告訴王婉茹說：“現在鬥爭非常殘酷，為了這個信念，有很多人為真理犧牲。”
“我不怕！”王婉茹坐在張吏鳶對麵，她內心充滿對未來憧憬，她腦海裏有張吏鳶化妝日本大佐的身影，神秘而非同尋常。她有失去親人的痛苦，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
“不怕說來簡單，不僅要服從革命紀律，立場堅定，保守機密。還要經受住任何考驗。”
鬥爭形勢嚴峻，日本漢奸的力量很大，我們無論從人員到裝備，無法和他們相比。我與組織因為聯絡員犧牲，目前，還沒恢複聯係。但我不會放棄與敵人鬥爭。直到，找到組織有了新的指示。”
王婉茹聽說過，在上海有地下黨，她也想過張吏鳶興許是，但對方親口告訴她，這不僅是信任還把自己當做同誌了。她秀麗純潔的臉帶出真誠和嚴肅：“你真堅定。我會保守機密，經受考驗。最起碼，可以幫你跑跑腿什麼的。”說完，她臉一紅，閃著眸光對張吏鳶問：“請你考驗我……”
張吏鳶笑笑，道歉說：“記住，我們經受考驗，不是為那一個人，而是為著自己神聖而崇高的信仰！”
王婉茹似懂非懂把雙手放在膝蓋上，看著張吏鳶說：“我明白了，幹革命就不能兒女情長？”
張吏鳶對她一個苦笑，解釋說：“共產黨人不是苦行僧，可以戀愛，也可以結婚，隻是需要上級批準。搞地下工作更為嚴格。”
“我懂了。”王婉茹起身說：“你忙，我哪兒也忙。”她和張吏鳶之間還是有機會，內心又泛起一片曙光。當然她希望自己成為可以抗日消滅鬼子、漢奸的一個人。她是新聞編輯當然接觸這方麵消息最多，全國都在抗日。她記得，是張學良西安事變以後，蔣介石才發表抗日演說，也就是從那時起，國共開始合作，武漢之戰才打得非常厲害。八路軍從延安轉戰到華北、太行山建立根據地。她回了自己的辦公室，見崔誌正在摘抄幾個大報上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