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尋求神經症問題的深層意義時，我們很容易在這迷宮般的複雜現象中迷失方向。這並不奇怪，因為我們不正視其複雜性，就不能理解神經症。不過，不時地退到一邊去能恢複我們對問題的統觀，那倒是有好處的。
我們已經一步一步跟蹤了保護性結構的形成和發展，我們已經看到一個又一個防禦體係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它們最後導致一種靜態機製的確立。在所有這些當中，給我們印象最深的因素，是患者消耗在這一過程中的巨大精力，以至於我們再次感到奇怪，究竟是什麼驅使患者走這樣一條艱難的道路？這條道路他必須用巨大的代價才能走下去。我們自問：使神經症結構變得這麼僵硬而難以改變的到底是些什麼樣的力呢？整個過程的動力隻是對基本衝突的破壞力的恐懼嗎？做一個類比也許能找出答案。當然，任何類比都不是十分精確的，隻能從最廣泛籠統的意義上來看待。我們假設一個有曆史汙點的人利用謊言和偽裝進入了社會並立住了腳跟，他自然隨時害怕自己的過去被揭露出來。後來，他的境況更好了，他交上了朋友，有了工作，成了家。由於珍視這新的生活，他便有了新的恐懼——怕失去這種幸福，對目前體麵身份的自豪感使他與自己肮髒的過去疏遠了。他把大數目的款項捐給慈善事業，甚至施舍給舊時同夥，目的是為了把過去的生活完全抹去。同時，一直在他人格上發生的變化開始把他卷入到新的衝突中，結果，他以偽裝開始生活的這一事實，倒變成了被目前的問題遮蓋著的暗流。
這樣，無論神經症患者怎樣努力，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隻是發生了變形，某些方麵有所削弱，而另一些方麵又增強了。然而，由於這種過程中固有的惡性循環，衝突隻是變得更加嚴重。使衝突尖銳化的原因是，患者每一次新的防禦手段，隻不過進一步損害了他與自己和與他人的關係，而衝突正是發源於這種關係的。何況，隨著新的因素（病人幻想已得到的愛情和成功，超然獨立或理想化意象）在他生活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患者便擔心事情變成另一個樣子，害怕自己的這些“寶貝”受到威脅。與此同時，他這種與日俱增的自我疏離進一步剝奪了自我治療的能力，使他不能擺脫困境。從而，他失去了正常發展的可能，取而代之的是長時期的停滯不前。者的保護性手段盡管是嚴格的，卻極端脆弱，本身還導致新的恐懼。其中有一種是害怕平衡被打破。雖然那些手段給他一種平衡感，這種平衡感卻一觸即潰。患者本人並未有意識地認識到這種威脅，但他還是情不自禁以多種方式感受到它的存在。生活經驗告訴他，他會無緣無故出問題，會在根本預料不到或最不希望的時候大發雷霆、興高采烈、憂悶抑鬱、倦怠無力、感到壓抑。這類體驗總會給他一種疑慮感，使他失去自信，使他覺得如履薄冰。他心理平衡的喪失也可以表現為走路姿勢步態的失常，或表現為無力完成需要機體平衡技能的工作。
這種恐懼最具體的表現是對神經失常的恐懼。當這種恐懼達到明顯的程度時，病人便會因此而尋求神經科醫生的幫助。在這樣的情況下，恐懼還取決於一種被壓抑的衝動——想做一切瘋狂的事情，特別想破壞，而這樣想的時候又根本沒有負罪感。然而，我們不能因為病人怕變瘋就以為病人真會瘋。通常，這種懼怕是暫時性的，處於極度憂愁的心境時才會感覺到。它對病人最大的挑戰體現為對理想化意象的突然威脅，或一種劇烈增強的緊張（這主要產生於無意識的憤怒情緒），使過度自控不能維持。比如一位女性本來是相信自己脾氣平和、富於勇氣的，但當她在一種巨大的麻煩下感到軟弱無助、心驚肉跳並爆發出憤怒的時候，她便產生了這種恐懼。她的理想化意象本來像一個鐵箍把她緊緊箍著，現在卻一下繃斷了，使她麵臨四分五裂的危險。我們已經說過，孤獨型患者在孤獨狀態中被強行驅趕出來並與他人發生密切關係時（比如必須參軍或與親友住一起），他會感到恐懼。這種恐懼也可以表現為怕自己神經失常，甚至的確會表現出精神病症狀。在分析治療中，當病人在經過巨大努力創造了假和諧之後突然認識到自己實際上是分裂的時候，他也會產生類似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