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目的，不是理論意識形態概念本身，而是意識形態操作中的政治問題，或者說，是從政治角度去看待理論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各類問題。具體說，就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如何處理理論意識形態方麵的事務？不同的處理方式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以原蘇聯為例，我們可以從中吸取什麼教訓？等等。
事實上，從政治角度觀察意識形態問題的處理或應對，是有許多研究課題的。這裏我們隻涉及兩件事情：一、執政的共產黨如何處理關於自己曆史的寫作、宣傳和教育；二、怎樣使這種理論意識形態的宣傳能為群眾所接受而不失去本身的教育意義。蘇聯共產黨在這些問題上的處理，是有教訓可尋的。它們甚至同蘇共垮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一、關於執政黨曆史的寫作與宣傳
蘇聯解體和蘇共垮台後，人們曾找到一條堪稱致命的原因，這就是所謂“黨史誤國”說。這個說法是指，由於實行“公開性”，新聞出版、電視廣播等媒介大量出現對蘇共曆史的詆毀。一些人有意用翻曆史“舊賬”的方式，把以往共產黨的正麵形象摧毀殆盡。這種煽動的能量是巨大的。它使一般群眾對共產黨的觀感，一下子墜到深淵中。其中，主要是共產黨曆史上犯的錯誤，斯大林時代的所謂“政治罪行”，使得蘇共被妖魔化了：它詆毀民主，實行個人獨裁，經濟模式僵化，發展滯後；它對人的迫害血腥而恐怖。在蘇共垮台前後，蘇聯人中甚至形成了這樣一種共識：誰維護蘇共就等於維護官僚主義，等於維護社會經濟的停滯，等於維護沒有民主自由的專製製度。這種看法一旦形成社會性思維，就變成了不可逆轉的力量。
應該承認，僅僅由於對曆史問題的揭露，就導致了蘇共的垮台，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蘇共垮台作為一個曆史性大事件，是複雜原因“合力”的結果。但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曆史問題具有極其重大的嚴肅性質。科學明智地對待曆史問題，特別是對黨的曆史錯誤進行合理剖析，對維護黨的形象，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執政黨的曆史問題，本質上關涉到黨執政的政治合法性基礎。這裏所謂政治合法性，是指人民群眾對黨領導的現存政治秩序和政權的信任、支持和認同。而這種信任、支持和認同，是建立在一個執政黨全部曆史和現實活動之中的。試想一個黨在既違背社會曆史潮流而又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情況下，它能維持統治長久嗎？因此，執政黨的政治合法性基礎，是由曆史和現實疊加在一起共同奠定的。
這個說法可以從蘇聯經驗中得到證明。還在蘇俄布爾什維克執政之初，它就遇到過執政合法性的嚴重挑戰。當時，社會革命黨人認為，十月革命是不合法的。他們說，舊俄帝國生產力落後，根本“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因此，布爾什維克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列寧應對了這個挑戰，他寫了《論我國革命》等文章，來為十月革命申辯。他指出，“既然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那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在這裏，列寧使用了一個反詰式的邏輯：我們承認落後。但在奪取政權後，迅速用政權的力量來發展生產力，使之達到社會主義應有的“文化水平”，怎麼不可以呢？
關鍵在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蘇聯後來取得的巨大建設成就，使社會革命黨人對十月革命合法性的非議失去了論據。但是，事情並沒有完。時間過去了七十年，在“公開性”被提倡時，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問題又被激烈地提出來。有不少人認為，蘇聯社會經濟的停滯、落後，從根本上說是十月革命搞錯了。很多蘇聯人相信，如果不用暴力革命破壞原有社會結構和秩序，使俄羅斯的資本主義得到長足發展，情況可能會比現在好得多。這是個十分有“鼓動性”的說法。如果此說成立，那麼所有在十月革命影響下、在“掙脫了資本主義發展最薄弱鏈條”國家中所發生的革命，便要統統受到懷疑。二十世紀的革命合法性將大大受到質疑。
由此可見，曆史問題和現實執政合法性的聯係，是多麼緊密而又不易剝離。曆史決定現實；現實又牽連曆史。
除去革命合法性問題外，黨在執政過程中所犯的錯誤，也是社會理論意識形態中極為敏感的部分。如果處理不好，它也將嚴重擾亂人們對黨的執政合法性的認同。
在蘇聯，斯大林犯下的錯誤是嚴重的。而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其實也錯誤不斷。這些錯誤不但使蘇俄革命合法性問題又被翻了出來，而且導致蘇聯政治和社會走向困境。諸如“大清洗”、“集體化”帶來的大量人口死亡、“卡廷森林案”、“醫生謀殺案”、“失敗的西伯利亞開發”、“卷入同美國的競爭”、“入侵阿富汗”，以及七十年代後長期經濟停滯等等。這些蘇共執政中的錯誤和問題，是曆史存在，必須有人來為它們承擔責任。不管動機如何，人們對執政黨所犯錯誤的觀感和態度，都是負麵的。如果你承認由共產黨執掌政權的國家是在實行政黨政治製度（它是作為皇權與極權政治製度的對立物出現的），那麼嚴格說，執政的共產黨，就必須準備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黨的錯誤越嚴重，它要付出的代價也越多，直至失去執政地位。這是現代政黨政治的運行規律。我們不必諱言。
事實上，我們也應看到，在中國，某些人對共產黨曆史也頗多說法，對中國革命合法性的質疑，對中共執政中出現錯誤的負麵議論等等，都是客觀存在的。盡管，中國現今的發展使得這種負麵議論和質疑缺少市場，但曆史問題仍然不可能在人們記憶中隨意消失。社會意識的多元化，也使各種傾向的思潮得到了擴散空間。例如，關於中國近代以來革命與改良的問題就成為一個文化“熱點”，許多人都在爭先表現這個題目。而所謂“告別革命”說，其實同俄國社會革命黨人蘇漢諾夫提出的懷疑十月革命合法性的觀點，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必須承認，目前對理論意識形態的處理問題，要比以往複雜、尖銳得多。
對中共在曆史上所犯過的錯誤，特別是1957年以後曆次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所產生的嚴重後果，人們的議論會更多。例如對反右運動；對大躍進運動；以及對“文革”中出現的更大範圍的政治內亂，人們當然不會沒有看法，當然不會輕易忘記。
無論是申明自己的觀點，還是暫且不說而保留它們，都是一種社會存在。雖然，在表麵上看，對曆史問題的認識本身，並不具有特別大的能量。但如果它同某種社會變動結合起來，便有可能“觸發”“鏈鎖反應”。在蘇聯“八九”前後出現的“公開性”中，曆史問題同政治問題結合在一起，曾掀起過破壞性十分嚴重的社會潮流。
因此，與其說曆史學家、黨史學家的政治責任非常重大，還不如說掌握理論意識形態宣傳權力的執政者，更需要科學、合理地解釋曆史，從而鞏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在這一方麵，我們有必要接受蘇聯留給我們的教訓。而這教訓中最致命的，就是應該勇敢正視自己的錯誤、客觀地分析犯錯誤的社會曆史原因。
其實，列寧曾特別指出過：“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誌”。可惜，列寧的後人並沒有使自己變得“鄭重”起來。事實是，蘇聯黨在取得革命的重大成功之後，變得越來越封閉和保守了。它不願意聽取批評，更不願意輕易揭露自己的錯誤。在他們看來，揭露錯誤等於自我拆台。更不明智的是，他們還極力把曆史壟斷起來，不讓人們了解真相，甚至編造虛假的曆史。例如，一部《聯共（布）黨史》，精神主旨就在樹立斯大林的個人威望。讀過《聯共黨史》的人，隻能從中得到斯大林從沒有犯過錯誤，聯共一貫正確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