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一貫正確的人和事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的。斯大林的錯誤和蘇共的錯誤，也無法被永遠隱藏起來。而掩蓋錯誤的結果，就是“公開性”裏發生的激烈反彈。人們因為被欺騙和愚弄了，於是他們有理由不相信這部“曆史”，進而，他們對所有蘇聯官方編寫的曆史，也都不再相信了。這種在蘇聯民眾中的逆反情緒，使蘇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遭到極大破壞。假的曆史更易於被人“妖魔化”。人們長期建立起來的信仰，在短時間內轟然坍塌了。
這個教訓對還在執政的共產黨說來，非常重要。說自己永遠正確不犯錯誤，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曆史更不能被隨心所欲地塗抹。塗抹的結果，是引起更大的懷疑。一個鄭重的黨，必須學會從對曆史的真實敘述和分析中，獲得人民的認同、信服和支持。問題在於，怎樣分析自己的錯誤和“找尋”犯錯誤的原因？怎樣確定對這種“找尋”尺度的把握？同時，在怎樣的時機進行對錯誤的分析才最為有利？等等，都需要加以研究。
如果說，共產黨從根本上就是為一己私利而存在，那是荒謬的。之所以荒謬，是因為它不符合基本的曆史真實。中國近現代百年的曆史證明，中國人經曆了三個“不可逆轉”：革命不可逆轉；社會主義不可逆轉；改革不可逆轉。在這三個“不可逆轉”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擎大旗者。它立於曆史潮頭，代表和引導著時代的先進力量。無論承擔多大的犧牲，它都勇敢地堅強地走下去。其實，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礎。要讓人們理解這些不能改變的曆史事實，講透其中的道理，讓所有中國人包括今天的青年人信奉它，是極為重要的。
至於黨犯的錯誤，則表現為理論意識形態中更為敏感的部分。承認錯誤和解釋錯誤，是曆史闡述必要的兩麵。重要的是，不但要承認錯誤，更要分析和解釋犯錯誤的原因。例如，你必須深刻合理地說明：“既然共產黨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謀利益的，那它為什麼會犯那樣嚴重的錯誤”之類的問題？
說到“好心辦壞事”，人們還是會將信將疑。當人在紛繁的曆史現場進行活動時，主觀與客觀相分離的現象是難以避免的。實事求是雖好，但並不是時時處處都能輕易做到。因而，有好動機也不能保證不辦壞事。那麼，什麼才是避免好心辦壞事的保證呢？
製度（不是指社會主義的根本製度，而是指體製）。盡管導致錯誤的原因有許多，比如思想意識落後於現實、理論修養沒有達到相應高度、國內外壓力所造成的緊張等等，都會導致執政過程中的錯誤。但執政者犯錯誤的最重要原因，還是缺乏對犯錯誤具有約束力的製度，例如黨內民主製度與國家法律製度。所以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麵的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即使像毛澤東同誌這樣的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製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嚴肅的蘇聯曆史學家也是在製度層麵上對蘇共曆史問題進行分析的。針對“公開性”中提出許多問題，他們指出：“這種研究（按指所謂揭露斯大林曾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細等說法）的意圖顯然是想把斯大林設想成陰險狡猾、精神不健全、道德精神品質卑劣的人，可以把一切罪過都歸結給他。……但是，製度本身卻與此毫無關係。我們所有的不幸就在於領袖的個人品質……如果明確地說，就是許多人希望犧牲斯大林來拯救斯大林主義。但這卻意味著回避了問題的基本實質，繞過了這樣一個問題：斯大林在多大程度上是其執政期間強化了的製度的締造者且同時又是這個製度的產物？”
事實上，用所謂“道德品質”、“性格人格”等來解讀曆史事件，最終是蒼白無力的。其道理是，曆史的真正軌跡，不是由某個曆史人物的品質和性格決定的。斯大林犯錯誤的原因，最根本的還在於蘇聯製度自身。毛澤東就說過，在西方國家，斯大林這樣的錯誤不可能發生。這是發人深省之論。因此，從個人性格、領袖意誌乃至曆史恩怨來敘寫曆史，是無法令人信服的。它們能暫時刺激人們的感官，卻不能讓人心服口服。例如當下海外風行的《晚年周恩來》一書，雖引用大量未公開的檔案，對毛、周之間關係深文周納，但最終還會引起人們懷疑：曆史的真貌是這個樣子嗎？人的曆史活動應不應該遵循一定的政治規則？革命者的品質是否真的是這樣齷齪？除了毛、周，還有別人在曆史舞台上活動嗎？等等。讀過此書的人，會感到作者立意很難解。據說，香港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這部《晚年周恩來》，不能算作學術著作。
這件事告訴我們，人民所認同的曆史，不是偏狹的個人恩怨，也不是無源之水的黨內殘酷鬥爭。它應來源於對曆史過程的深刻製度分析。它要找到活動於曆史舞台上的領袖和人民真正的思想動機。站在今天的角度，其實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黨經受曆史曲折的原因。我們並不缺乏對曆史的大量文字表述，可在多得無數的曆史、黨史教科書中，卻缺少對錯誤的製度原因分析。隻有科學合理、縝密有據的曆史分析，才稱得上“信史”。作為理論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曆史問題時刻影響著今天人們的思想和活動。這就是馬克思說過的“死人抓住活人”。你不講，有人會講；你講得不深刻，就有人用“故事”來爭奪市場。
在對蘇聯黨失敗原因進行考察時，一個關於曆史“顛覆政治”的現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曆史作用發生的時機。根據蘇聯的教訓，當國家經濟狀態低迷，人民生活水準下降，群眾已對社會產生不滿時，曆史問題的提出，便會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彙合在一起，形成對黨的威信的巨大破壞力量。可見，處理曆史問題的深入、合宜、得體、適當、寬鬆等等，是社會意識形態操作的重要方麵。據此，我們也應該正確處理黨史寫作與宣傳的時機。在經濟持續發展，人民物質生活得到極大改善的狀態下，讓人民在更深入的層麵上了解黨的曆史，以增加人們的“思想免疫力”。相反，在社會穩定、政治寬鬆的條件下，即使某種“好心”的“諱莫如深”和並非認真地對曆史的總結，都是不利於從曆史中汲取教訓，也不利於最終的社會穩定的。
時代在發展。曆史正在開始新的延續。因而，不應讓曆史“包袱”再阻礙新的曆史進程。因此，從意識形態的政治操作上說，應引導人們更深入地了解曆史而不是相反。要讓人們更深入地了解黨的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從錯誤中汲取教訓，這極為重要。時代的推進和社會的成熟化昭告我們：最安全的政策其實也就是透明和充分發揮民主的政策。
二、關於如何杜絕主流意識形態的“貶值”問題
同上節立意相關，我們還須從另一個角度研究意識形態的有效性問題。這就是如何杜絕政治意識形態的貶值。
政治意識形態有沒有“貶值”現象，值得我們關注。蘇聯八九事件中前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們，在事後10年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反思。亞納耶夫在談到蘇共垮台的經驗教訓時說：對於我們來說，最嚴重的危機是政權危機，最大的貶值就是政治貶值。亞納耶夫解釋說，在蘇聯時期，當人們打開電視的第一頻道，看到的是勃列日涅夫在揮舞拳頭講話；再換第二頻道，仍然是安德羅波夫在揮舞拳頭講話。人們厭倦了，於是也就不再關注政治，政治因此而逐漸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