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焦山佛學院以後，我回到宜興白塔山大覺寺，在白塔國民小學服務不到兩年，之後就到南京華藏寺，參加同學們發起的佛教革新運動。可惜因為時局動蕩，國共戰爭開始，已經不容許自己有所作為了。因此在得到家師誌開上人允許下，隻帶著簡單的換洗衣服，其他東西一概舍棄，贈送給同學智勇等親友，我率領了七十餘名的青年同道，以參加僧侶救護隊的名義，就這樣渡海來到台灣。
初到台灣，人地生疏，用“走投無路”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所幸獲得吳伯雄先生的尊翁吳鴻麟老先生為我保證，辦理戶口，才得以留台。當然，更要感謝的是，妙果老和尚收容我掛單，才能免於流離失所之苦。在當時，即使窮途潦倒，我仍然堅守自己對佛教的信念，保全一件僧衣，先後曾經拜訪過慈航法師，聽過道源法師講說《大乘起信論》，也曾和大醒法師長談，並且幫他擔任“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乃至和東初法師講說佛教的未來，同時幫他主編《人生雜誌》。
我也曾經親近過章嘉活佛，尤其印順長老初到台灣時，駐錫在我教書的“台灣佛教講習會”，因此得以朝夕親近請教。我對於長老治學的嚴謹，思想理路之通達，無限欽佩。
記得那個時候，承慈航法師送我一套《太虛大師全書》六十冊，以及印順法師的著作。另外，我也擁有《印光大師文鈔》《虛雲老和尚法彙》、圓瑛法師的著作，還有一套《胡適文存》，等等。我坐擁書城，麵聆這些大德的教益，回想這十年中，真是其樂無比。
我除了參學、教學以外，偶爾也在報章雜誌寫些護教的文章。一篇文藝短篇《茶花再開的時候》，承中興大學教授秦江潮先生特地從台北親臨圓光寺給我指教；一封寫給京劇名旦顧正秋女士的信，抗議她在永樂戲院演出有損佛教形象的戲劇，引起軒然大波。尤其在《覺生月刊》上寫給朱斐先生的一封信，導致他把《覺生月刊》停刊，另創《菩提樹雜誌》。另外，一篇短文批評《中華美術》所刊出的佛像，把頭腳切斷，是對佛教不敬，招來東初長老對我的不滿。甚至佛教同道間的指責，也從四麵八方紛至遝來。
我感歎自己隻是在佛教裏生事，對佛教沒有真正的貢獻。所幸章嘉活佛護衛我當選“中國佛教協會”的常務理事。但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同時也不想連累容我掛單的新竹青草湖靈隱寺，所以就設法到了山後交通不甚方便的宜蘭，一方麵韜光養晦，一方麵在那裏實踐我對佛教新教團的設立，就類似太虛大師的“菩薩學處”。從此我告別了十年的參學期，開始邁入另一個以文學弘法的十年了。
我在宜蘭，最初成立念佛會、歌詠隊、學生會、文藝寫作班；我有“教育部”登記在案的光華文理補習班，我創辦幼兒園，也成立幼教師資訓練班。我把宜蘭市四十八個村，用佛教的義理，組成光明班、菩提班、清淨班、慈悲班……四十八個班，每班選出一個班長，有係統、有組織地弘揚佛法。
雖然一下子辦了這麼多活動，但我並不會太忙碌，因為歌詠隊有楊勇溥老師幫我教授，太極拳班，有武功高超，即使二三十人聯合起來都不是對手的熊養和老先生幫我指導。另外還有宜蘭中學、蘭陽女中的多位老師幫忙領導各種社團。
我在忙碌之餘還能抽空撰寫文章，我的《玉琳國師》《釋迦牟尼佛傳》《十大弟子傳》《佛教童話集》《佛教故事大全》，就是在宜蘭十年的初期完成的。《釋迦牟尼佛傳》和《十大弟子傳》，我都是用文學的筆調撰寫，尤其《釋迦牟尼佛傳》，曾由“監察委員”遊娟女士編成連續劇，在台視八點檔期播出；也曾拍成電影，在金國戲院上映。《玉琳國師》更加發揮威力，曾被空軍廣播電台列為選播，也拍成電影，尤其勾峰先生二度編成電視劇《再世情緣》，在電視台連續播出一個多月。
我在這個時候，鼓勵慈莊、慈惠、慈容等人，在台北三重開設“佛教文化服務處”，除為佛教界做一些文化服務以外，也出版通俗化、大眾化的佛教著作，如佛教的選集，如唱片的發行等。我自己也在全省各地巡回講演之餘，努力撰寫文藝作品，尤其作了許多佛教歌曲，如《弘法者之歌》《西方》《快皈投佛陀座下》《菩提樹》《鍾聲》《佛化婚禮祝歌》等。通過雷音寺歌詠隊隊員的演唱，甚至編成舞台劇，在台灣各地表演，一時造成轟動。但這也引起傳統佛教人士對我的不滿，認為我荒腔走板，怎麼佛教還唱起歌來，真是大逆不道，這不是要滅亡佛教嗎？
但是佛教並沒有因為唱歌而給唱完了，反而在幾十年後，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慈惠法師主辦的“人間音緣”，每年都把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青年集合在台北唱歌弘法，可見佛教提倡歌唱，不但沒有傷害佛教，反而接引了一批批優秀的青年進入佛教，對於帶動佛教的年輕化、知識化，發揮很大的作用。
我在宜蘭弘法十多年後，一九六四年時年三十八歲，先在高雄創辦壽山佛學院，接著購買了大樹鄉麻竹園五十多公頃的土地，就此開創佛光山，想為佛教創造曆史，開創佛教的另一個新局麵。
佛光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開山建設，初意是想設立佛教學院，為佛教培養弘法人才。後來基於發展中的需要，除了安僧辦道以外，並且創辦各種佛教事業，諸如養老育幼的慈善事業，以及幼兒園、初級中學、高級中學的設立等。
初建佛光山時，我知道自己應該要進入為佛教創造曆史的階段，於是為佛光山訂定四大宗旨：一、以教育培養人才；二、以文化弘揚佛法；三、以慈善福利社會；四、以共修淨化人心。
我同時也為隨從的弟子們，製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條”，我希望他們能在工作生活中，確實奉行“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給人方便”的原則。我把童年的性格和信念，逐漸加以實現，我把青少年時期醞釀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實，所謂“國際化、人間化、生活化、藝文化”的人間佛教，就這樣確立了。
從四十到五十歲的十年之間，因為是佛光山開山初期，點點滴滴，隻要是善舉，我從不排拒。例如，在自己衣食無著的情況下，籌辦大專佛學夏令營；在開山建寺萬般辛苦的情況下，設立普門高中，甚至後來相繼創辦西來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真的都是“以無為有”，正如《般若心經》所謂的“空中生妙有”。
尤其為了“以教育培養人才”，我創辦佛教學院，聘請楊國樞、韋政通、陳鼓應、王淮、唐亦男老師等人，到佛學院教授《老子》《莊子》，啟發同學的哲學思想。乃至牟宗三、唐君毅，甚至韓國的金知見，日本的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教授等人，都曾邀請他們講學。
另外，為了帶動佛教文化，我經常“以文會友”。當時的文學家，如郭嗣汾、公孫嬿、朱橋、何凡、林海音、高陽、司馬中原等人，都跟我成為很好的文友，甚至劉枋女士還曾在佛光山長住過一段時間。
我對一些學術人才，一向都是非常尊重，所以在一九七七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經編修委員會”，陸續把藏經加以標點、分段、注解，重新編印成《佛光大藏經》，同時還邀請大陸學者王誌遠、賴永海、方立天、樓宇烈、王堯、楊曾文、王雷泉、陳兵、方廣錩、程恭讓等人，將藏經翻譯成白話文，出版《中國佛教經典寶藏》。
我主辦各種學術會議，出版《佛光學報》，後來又發行《普門學報》等。盡管我一生都很努力在為佛教推展文教事業，但是在佛光山開山期中，佛教界的某些領導人放話，揚言要打倒佛光山叢林學院，不準我興辦教育。其實，天主教、基督教在台灣創辦了東海、輔仁、東吳等多所大學，佛教界也沒有人要打倒它們，為什麼我為佛教所辦的一所小小佛學院，就要打倒呢？
尤其當時我要召開“世界漢藏佛教會議”，因為我獲選為“中華漢藏文化協會”理事長，召開這樣的會議有義不容辭的正當性。但是佛教人士杯葛我，要大家不要參加，不要跟我合作。我經常帶著一種悲憫的心情，想到可憐的佛教，就隻剩這麼一點生機在苟延殘喘，難道我們不能愛惜它、維護它嗎？
此外，佛光山開山數年之後，由於各種因緣推動，我分別在高雄、彰化、台北設立分院。雖然來自教界與政治的阻力不少，但我順應時勢的需要，不但沒有被打壓、阻礙，反而以創造曆史的精神，後來陸續到美國創建西來寺、中美寺，到澳洲創建中天寺、南天寺，到歐洲創建巴黎道場、德國禪淨中心，到非洲創建南華寺，到馬來西亞創建東禪寺等。我為海內外二百多所寺院道場訂定“傳統與現代融和”、“僧眾與信眾共有”、“修持與慧解並重”、“佛教與藝文合一”，作為佛光教團推展人間佛教的方向，我想這也是佛教發展的時代趨勢，所以後來又成立國際佛光會，在五大洲成立一百多個協會、分會，真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五大洲”了。
時光荏苒，人已半百，在五十歲左右，除了在世界各地興建道場，創辦佛教事業以外，這時我想到佛教不能隻重外相，應該要有一些實質的內涵。雖然多年來我一直做的都是“人間佛教”的事情，到了五十幾歲的時候，才想到“哲學的人生”，因此我對人間佛教開始做了一些規劃，我要確立自己的模式來宣揚人間佛教。
首先為了讓人間佛教有特殊的內涵，我不能不考慮哲學思想上的建立，所以曆年來國際佛光會召開世界會員大會，每次我都發表一篇主題演說，例如，《歡喜與融和》《同體與共生》《尊重與包容》《平等與和平》《圓滿與自在》《自然與生命》《公是與公非》《人間與生活》《發心與發展》《自覺與行佛》《化世與益人》等，這些都是我在這十年期間所醞釀的思想。甚至對當代的問題，如戰爭與和平、宗教之間、族群問題、生態環保、安樂死、優生保健法、生命教育、生死學等，我都給予重新詮釋。
為了詮釋這些問題，我在世界各地舉辦講座，或是召開座談會，現在都已經結集出書。尤其我在《怎樣做個佛光人》裏，提倡佛光人要“先入世後出世、先度生後度死、先生活後生死、先縮小後擴大”；佛光人要“有宗教情操、有因果觀念、有慚恥美德、有容人雅量”；佛光人“不私收徒弟、不私蓄金錢、不私建道場、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化緣、不私自請托、不私置產業、不私造飲食”；佛光人“以佛法為重、以世法為輕，以道情為重、以俗情為輕，以實踐為重、以空談為輕，以是非為重、以利害為輕”；佛光人“不以經懺為職業、不以遊方為逍遙、不以自了為修行、不以無求為清高”；佛光人要“光榮歸於佛陀、利益歸於常住、成就歸於大眾、功德歸於檀那”。
我也替佛光山設立“參禪規約”，並且為建設人間佛教規劃藍圖。在佛光山，我以“全麵照顧一個人的生老病死，讓人的一生都能在佛光山完成”為發展藍圖；對社會，從個人的新生，到家庭佛化、社區佛化，乃至以服務社會為工作的意義，都加以敘述、闡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