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我為了替人間佛教做一些古今映照、傳統與現代融和的工作，因此把根本佛教的“戒定慧”三學提出來，作為人間佛教的思想依據。在戒學方麵，我主張戒律是佛教的根本，是佛法的生命，是諸佛化世的本源，所謂“戒住則僧住，僧住則法住”，戒律的重要，由此可見。但是戒律要合乎時代性，要合情、合理，要尊重人情、人性。當初佛陀也倡導“小小戒可舍”，現在的憲法都能順應時代而改革，戒律也應該因時製宜，隨著時代發展而融通應變，但是在應世化俗之餘，不可過分方便而流於庸俗化，因為戒律必定是維護僧團最重要的法寶。
在定學方麵，我認為不管在家、出家，佛光人都要有修身治心的法門。過去在台灣少有禪堂的設立，但現在佛光山在國內外的分別院，每家都設有禪堂和念佛堂。這也說明，佛光山雖然主張“八宗兼弘”，但重在“禪淨雙修”，多年來對此一直非常努力地在提倡、推動。
在慧學方麵，佛教是不同於一般宗教的，就是有慧學般若，講究對宇宙人生真理的探討。遺憾的是，佛教徒大都重視信仰，不太重視閱藏讀經，所以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成立讀書會，目前大概有兩千個讀書會，至少有數百萬人在讀書。不過，若想提升佛教的慧學，大概還要看將來大家的深入程度了。
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主要是倡導生活的佛教，以促進人際間的和諧，帶來社會的公平，達到世界的相互尊重包容，讓所有人都能幸福安樂地生活為目標。所以，人間佛教希望大家講道德、守信用、明因果、持五戒；唯有發揚人間的美德，散發人性的光輝，才能共創人間的淨土。
對於人間佛教的弘揚，我除了著有《人間佛教係列》的各類書籍以外，在《人間佛教的戒定慧》裏，更把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一一表露。
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之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要有人間的性格、人間的倫理、人間的秩序；人間佛教要從“人”做起，甚至要從“自己”做起，凡事不要求別人。為了不把報恩的責任推給阿彌陀佛，我在佛光山成立“功德主會”，把信徒定位為“佛教的老板”，並且訂定各種功德主的福利辦法，一方麵替佛教報恩，同時也讓信徒在有生之年都能享受佛教給他們的福利，讓他們都能“往生”佛光淨土。
尤其到了六十歲左右，我忽然想到自己已屆花甲之年，跟隨我的徒眾弟子，出家弟子就有千餘人之多，我在退位時曾宣布，我在佛光山的行政工作可以退位，但是我跟徒眾的師徒關係沒有退位。因此想到多少可敬、可愛的父母，他們把子弟交到佛光山跟隨我出家，其中多數都是經過父母培養，受過大專高等教育，至少也是高級中學畢業後，再經過佛光山叢林學院的教育，也算是大學學士了。
雖然我年幼離開故鄉、親人，但在我心底，所有天下年長的男女，都可以做我的父母。為了對所有徒眾的父母表示尊敬，舉辦了“佛光親屬會”，讓所有徒眾的父母、家人，每年都到佛光山團聚兩天，不但父母、子女可以暢敘親情，也讓我有機會跟他們報告子弟出家後的前途希望。所以這時的思想，又轉入到應該為人間的“倫理關係”有所建立的階段。
我有一千多名出家入道的弟子，我那麼多的“佛門親家”，雖然一年隻聚會一次，但是大家都為兒女能得到一個好的安身立命的道場，感到歡喜、榮耀。有的上台講演，表達他的歡喜，有的述說當初送子學道的心情。佛光山這許多青年子弟，也不辜負父母的希望，有的在各大學教書；有的從事文化事業，編輯報紙雜誌；有的從事養老育幼的慈善事業；有的在世界各地名校，繼續各種研究……佛光山二百多個寺院道場的行政、社教、法務，都是由這一群人擔當，所有的父母親家，也經常在世界各地來去旅行，到處為家。甚至佛光山還優待徒眾父母，將來可以隨子弟住進佛光山養老機構安養，或者百年之後，歸葬佛光山萬壽園陵墓。尤其佛光山任何一個子弟的父母，也是全佛光人子弟的父母；從一兩個子弟之家，到幾千人的世界大家庭，其融和安樂，真是難以言說。
《梵網經》說，一切長者男子是我父，一切長者女子是我母，一切年輕男女是我的兄弟姐妹。誠哉斯言。當初我撰寫《釋迦牟尼佛傳》時，寫到佛陀為逝世的父親擔棺，為報答母親之恩而親上忉利天為母說法，甚至為迦旃延的弟子均頭沙彌，鋪設床位，讓他在自己的房中暫住。佛陀對尊師重道、孝養慈親，以及愛護後學，樹立了典範，誰說佛門不重視倫理呢？佛光山提倡人間佛教，意味著佛教的出家人不是遺世獨立，所以我倡導寺院道場為“四眾共有”，我倡導各種不同種族要“同體共生”，我鼓勵佛光山的兒女，在父母年老生日時，回俗家省親祝壽。
世界的秩序，就是要靠倫理道德來維護，就如儒家的《禮運大同篇》說：“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更重要的，要讓“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所以佛光山除了推動文化、教育之弘法利生的事業以外，對於人一生的完成，養老育幼、生老病死的事情，更是特別給予關注。
人的一生，其實隻有兩個重大的問題，一是“生”，一是“死”。死的時候固然要死得無牽無掛，死得自在安然；生的時候，更要活得無憂無慮，活得平安快樂。現在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戰爭”不斷、“恐怖分子”猖獗，擾得人心惶惶。世界要和平，不但要發揮人性的慈悲、無私，還要講究緣起性空、六度四攝、因果報應等，這些佛教的教義都是促進世界和平的無形力量。
我認為世界和平的促進，宗教應該身先表率，彼此要互相尊重包容，要把“有容乃大”的胸襟，從宗教之間推展開來，進而影響社會各個團體，這是宗教界的責任，也是對現代社會的貢獻。
我一生倡導“融和”，除了力促佛教界的融和之外，尤其致力於“宗教融和”。為了結合宗教力量來共同促進世界和平，多年來我經常在世界各地與各宗教進行互訪、對談、交流。久遠的不談，就拿近幾年來說，例如：
一九九七年我應邀前往梵蒂岡與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會麵，共同祈求世界和平，此事被譽為“世紀性的宗教對談”。
一九九八年，我應邀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弘法，同時與信奉伊斯蘭教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會麵，為中國佛教與馬來西亞回教史，留下新的一頁。
二〇〇一年，我在澳洲與臥龍崗市長Gee Harrison，及英國國教臥龍崗地區的主教Bishop Pipen，針對宗教與文化交流，彼此交換看法。同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針對“宗教如何麵對全球化”問題，我也應邀與天主教的瑞恩神甫，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等人，共同主持“宗教對話”。二〇〇三年，我在巴西聖保羅的SE大教堂，與天主教樞機主教Dom Claudio，針對宗教對本世紀應該提供什麼樣的貢獻，進行“宗教對話”。
此外，美國西來寺於一九八八年落成後，二十多年來一直與相距五分鍾路程的摩門教會保持友好關係。西來寺每年舉辦世界和平祈願法會，邀請各宗教領袖以各自獨特的宗教儀式，共同為世界祈求和平。
最近我甚至還為北港媽祖宮撰寫《媽祖紀念歌》，我認為宗教之間應該要建立“同體共生”的關係，要“同中存異、異中求同”，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就如人體的五官，要相互共生，才能共存。對於宗教之間的往來，我主張：教主不同，彼此要尊重，不可混淆；教義各有所宗，應該各自發揮；教徒之間則可以彼此溝通往來。
由於我經常與各宗教之間保持密切的互動，因此彼此也都建立了友好的關係，例如，我與天主教教皇若望·保祿二世、台灣樞機主教單國璽、羅光總主教、丁鬆筠神甫等，都成為朋友。甚至天主教所辦的智利聖多瑪斯大學、台灣輔仁大學、澳洲格裏菲斯大學，先後頒贈給我榮譽博士學位等。
其實說來慚愧，由於自己從小基本教育沒有打好基礎，雖然在佛門裏有禪、淨、律各宗的參學，稱得上資曆完整，但是我的人生道路走來也有一些起伏，崎嶇不平，變化莫測，很多難以掌握的事情，也隻有隨順因緣所轉了。
現在回想起來，在我出家一甲子以上的時間，雖然也有一些為教為眾的理念，但由於自己沒有“學有專精”，對佛教縱有些許的貢獻，也不值得自我誇耀。尤其過去為了弘揚人間佛教，所寫的都是一些通俗性的文章，雖然已如預期，發揮了接引社會人士普遍認識佛教的功能，可是階段性的任務已經完成，直到七十歲古稀之齡後，我發現自己的佛學可以再作進一步的深入，因此在二〇〇一年發行《普門學報》，一方麵提供學者有發表學術論文的園地，希望進一步提升佛教義理研究，為人間佛教建立思想體係，同時我也親自為學報撰寫論文。
近十年來，我在《普門學報》發表的學術論文包括：《中國佛教發展的階段性芻議》《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論大小乘佛教融和的開展》《論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義——詮釋三皈》《五戒及生權的內容》《六波羅蜜自他兩利之評析》《人間佛教的藍圖》《比丘尼僧團的發展》《佛教興學的往事與未來》《佛教與花的因緣》《佛教與自然生態》《佛教叢林語言規範》《山林寺院與都市寺院》《人間佛教的戒定慧》等。
直到這時，我才真正對佛教的學術問題有所留意。不過在此之前數十年，因為出身在臨濟宗門下，對禪門的思想、語錄，我一直喜愛撰文，對淨土的念佛，更因一生參加過的佛七不下數百次，也有心得。
另外，過去青少年時期，在佛教學院所受的課程，大都是唯識學的經論，現在也不禁在心頭慢慢明亮起來。雖然我的心中還是喜歡般若空性、緣起中道，不過佛教的八萬四千法門，總是為各種眾生所喜愛，所以我對於佛學的基本信念，並不喜歡分宗立派，分別你我，造成宗派之間的相互對立。
我尤其不希望學者們用研究佛教的角度，互相排斥、批判，這是自相殘害，對佛教並無益處。我主張佛教的“聖言量”，你要信就信，不信也就罷了，但不可以用此經論，打倒彼學說，用彼學說，打倒此經論，這樣隻會分裂佛教，造成佛教的分歧，絲毫無助於佛心證道。
因此，我認為佛學是一大總相法門，佛教雖然“方便有多門”，但是“歸元無二路”，就等於人生的道路，也是一直向前。佛道雖然遙遠，隻要我們樹立生命的指針，假以時日，必定都能同證佛道，圓滿菩提，這才是人生道路的終究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