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根據別人的說法，這是因為在抗戰期間，死人的屍體浸泡在河水之中，生人飲用之後，瘴毒積在體內，經過一段時間，瘴癘之氣發作，所以產生的怪病。別人姑妄言之，我也姑妄聽之，因為能夠不死，重新燃起再生的希望，也不禁萬分慶幸，感謝佛恩，因此更加堅定相信“佛力不可思議”。
一九四八年，我時年二十一歲，應聘在出家的祖庭大覺寺邊上一間國民小學擔任校長。說來慚愧，我一生不但從未進過小學，連看一眼的機會都沒有。承蒙宜興教育局委任我當校長，大概因為鄉村人才難找，他們聽說我從南京回來，以為我必然見過世麵，學有專長。其實我毫無經驗，不過為了振興佛教，在我的生涯規劃裏，早就希望為佛教開辦一間農場，興設一所國民義務學校。這是我期望已久的工作，如今有了這個機會，我自然全力以赴。同時我也相信“做中學”，自覺能力應該可以勝任。
可惜，當時國共戰爭又起，經常在學校裏上課，聽到“砰”一聲槍響，知道附近又槍殺了人。不管白天或深夜，經常聽到狗吠，都讓人膽戰心驚。
那個時候，國民黨的部隊毫無軍紀，我不知道是哪個營隊，隻要他們從寺裏經過，所有牙刷、毛巾、肥皂，立刻不翼而飛，其他能順手帶走的東西，也都被那些窮苦的軍人搜刮一空。
終於有一天，記得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半夜裏被人叫醒，睜開雙眼一看，幾十個武裝軍士用長槍短槍對著我，喝令道：“不要動！”我當時並不害怕，隻是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軍隊。正當我還在納悶時，不由分說地已被五花大綁，強帶著跟他們在黑夜裏穿過田野，越過荒原。大約一小時後，我被帶到一所空屋，裏麵早已捆綁了數十人。我一到達，其中一個看起來像是長官的樣子，大吼一聲：“把他吊起來！”所謂吊起來，就是用繩子扣著兩手的大拇指，懸空垂掛在那裏。
我當時一聽，心想這下可能要受苦了。但是隨即看到他身旁的一位同伴在他耳邊耳語兩句，他馬上說不要吊我，隻把我捆綁在一旁。於是我就待在這間空屋子裏，看到今天槍斃兩個人，明天原本健康的人，好端端地被帶出去，不多久就皮開肉綻地被用門板抬了回來。
這時候我想到佛教說的：“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傷他人，看看輪到我。”就這樣到了第十一天，忽然叫到我的名字。我被用繩索捆綁著帶出空屋，也不知道將會被帶往何處。隻見一路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崗，大家如臨大敵一般。我心想，這必定是要把我綁赴刑場，應該是要被槍決了。
一個人麵臨死亡的那一刻，心裏的感受如何？一般人很少有這種經曆。當時我並不畏懼，隻是感到萬分遺憾，心想：我才二十二歲，到這個世間上來，什麼事情都還沒做，就這樣又悄悄地離開了人間。師父上人一定不知道，此刻我就要被槍決了，母親也不知道，她的這個兒子隻能活到二十二歲！人生真像水泡一樣，“啵”一聲，水泡破滅了，世間一切又歸於平靜。
這樣想著想著，已被帶到另一間屋子裏，隻見裏麵放著各種刑具，包括老虎凳、鐵鉗子、鐵鏈、三角帶、狼牙棒、木棍等。我以為免不了要受刑，如此即使沒有在刑場上被槍斃，也是活罪難逃，最後也會跟其他難友一樣，皮開肉綻地被用門板抬回去。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結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那位主管竟然當場釋放了我。我記得當天由師兄帶我回寺，途中所經的道路雖然屈曲，但還算平坦，可是我的雙腳卻不聽使喚，一路上就像跳舞一樣地回到寺中。我並不是因為害怕而顫抖，隻是經過十多天的關閉，兩隻腳已經不善於步行了。
我在宜興的那段歲月，被關了十多天的土牢，竟連對方是什麼黨、什麼部隊都沒有搞清楚。這時我思忖著，雖然又從“死亡邊緣”逃過一劫，但是當地的治安如此惡化，實在不宜再逗留下去，因此告別師兄，回到南京。
在南京，初任華藏寺監院，再任住持。但因時局實在動蕩，尤其徐蚌會戰，國民黨失敗，南京已經陷入一片紛亂。在京滬的路途上，逃亡的難民之多，大家爭先恐後地搶搭交通工具，有的抱著火車頭，有的人盤踞在火車上，一腳在車內，一腳在車外。路邊的死屍隨處可見。我目睹此情此景，心生不忍，因此發願集合同道，希望組織“僧侶救護隊”，救傷恤亡。
然而，“僧侶救護隊”豈是民間之力所能組成？隻有寄望公家機關能夠成全。那時我指望“僧侶救護隊”能做一個短期的訓練，唯一可去的，就是台灣。所以在二十三歲那年的夏天，我領導了七十餘名僧青年和一群男女青年，抵達了事前茫無所知的台灣。隻是從此我又寄身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裏，行走在“生死邊緣”的險路上。
我在一九四九年夏天來到台灣，但是沒有入台證，幸經前“內政部長”吳伯雄先生的尊翁，時任“警民協會”會長的吳鴻麟老先生出麵為我作保，我才得以獲準留台。但是當時台灣省政府聽信廣播，說大陸派遣五百位僧侶到台灣從事間諜工作，因此我和來自大陸的一群僧青年，不分青紅皂白被分別關在台北、桃園等地。
其中，慈航法師被關在台北，我和律航法師等一行十餘人，被關進桃園的一所倉庫裏。有一天，忽然傳來命令，將我們綁起來拉去遊街。走了一個多小時的路程，來到一所警察局，裏麵一人見狀，大罵一聲：“誰叫你們把這些和尚帶來的，趕快帶回去！”於是我們又被帶回倉庫，就此在裏麵住了二十三天。
最後幸經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曾任“台灣省主席”吳國禎先生的父親吳經熊老先生，以及“立法委員”董正之先生、“監察委員”丁俊生先生等人營救，才把我們從鬼門關前拉了回來。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裏，人民隻要一經逮捕，很少能活著出去的。即使僥幸獲釋，也已遭刑求而傷筋斷骨，體無完膚了。我們雖然沒有死於冤屈，也沒有受到刑罰，但從此難獲台灣各地寺院的信賴，他們不能接受來自大陸的僧青年。不少人到處掛單遭拒，在生存艱難的情況下，許多有為的僧青年就這樣流失了，殊為可惜。
其實也難怪，因為當時距離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為時不久，我們在台灣很自然地就遭人排斥、誤解。事實上，“二二八”的悲劇，是民族的不幸，當時台灣人民死傷很多，但是大陸人士傷亡也不在少數。今日評論“二二八”事件，完全忽視大陸人民死難的事實，坦白說也並不公平。
在那一段居無定所、顛沛流離的歲月裏，我非常感謝慈航法師喊出“搶救僧寶”的口號，以及妙果老和尚對我的厚愛，特別留我在圓光寺安單。我也感恩圖報，盡力為寺中的大眾服務。隻是我在台灣，還是一直生活在“白色恐怖”的不安之中。例如，我被邀請到台中編《覺群周報》，這是太虛大師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於上海發行的一份刊物。我從中壢到台中，隻編了一期，聽說警察要逮捕我，嚇得我再也不敢到台中去了。
之後，台灣的“警備總部”經常有人密告我，有時說我偷聽大陸廣播，有時說我晚間換裝出外和人聚會。其實我一生從來沒有使用過收音機，哪裏會收聽廣播？我平時除了講經說法、弘法布教以外，也不習慣於在世俗的場合裏聚會。甚至佛光山開山以後，也有人檢舉我藏有兩百支長槍。事實上佛光山至今兩百支棍棒都沒有，哪裏有兩百支長槍呢？
曾經有一次，我在宜蘭歡迎章嘉活佛到訪，致辭時我說：“歡迎我們的領袖章嘉活佛。”治安人員竟然說我要造反，要擁護章嘉活佛當領袖。根據台灣南區“警備總部”常持琇司令說，我遭人檢舉的密函，在他那裏少說有一二尺高，可見我被人誣陷的罪名之多。所幸都能一一化解，也可以說我走在“生死邊緣”上，都能化險為夷，平安歸來。
雖然我自身的安危難保，但我記得當時有一位陳秀平先生，服務於電力公司，被冤屈為“匪諜”，我為了保證他的清白，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保。後來陳秀平先生幫我在台北創建智光中學，並且擔任校長。另有一位李小姐，也被誣指為“匪諜”，三天兩頭被叫去問話，有時一問就是一整夜，有時半天，甚至一連幾天地疲勞審訊，並且還限製她的居住自由，最後也在我的全力營救下，終於獲得昭雪。
我初到台灣那幾年，記憶最深刻的，就是掛單在圓光寺時，每天早晨四點半起床，然後拉著手拉車到中壢鎮上，六時抵達市場，喚醒賣菜的小販，為寺中八十人備辦生活所需的油鹽米菜等，來回總得五六小時。
為了爭取時間，我也學會騎腳踏車，有時購買的東西不多，我就騎腳踏車就近到“大侖”的小街上購買。我騎腳踏車的技術並不純熟，有一天，跟往常一樣，我騎著腳踏車準備上街。當車行在羊腸小道上，忽然看到遠遠的前方，有兩位幼童迎麵走來，我一急，大喊一聲：“讓開！”由於喊的聲音力道太大，人車倏地騰空彈了起來，然後掉進大約有三層樓高的深溝裏。
由於我掉下去的時候，頭先著地，而且結結實實地撞上一塊大石頭，所以頓時頭暈目眩，眼冒金星，我隻覺得天旋地轉，日月無光，心想：這下子我必死無疑！
不知經過多久，我坐了起來，看看左右，心想：“咦！人死後的世界，怎麼也和人間差不多！你看，黃土地上，石子累累；溝渠岸邊，草木萋萋。”再定睛望去，不遠的地方，已經摔得支離破碎的腳踏車，輪胎、零件散落一地。這時我才慢慢回過神來，發現原來我並沒死，還活在人間。
我摸摸全身，竟然一點傷痕也沒有，連頭上撞擊的地方，也是毫發無傷，甚至沒有疼痛的感覺。因為沒有摔死，我不禁興奮地一躍而起，不過還是舍不得我的腳踏車，於是把散落一地的碎片，一塊塊撿起來，再拿出車後的繩索加以捆綁。我想把它當成廢鐵出售，至少也能賣個三兩塊錢，因此就一路背回寺中。在當天的日記上，我寫下這樣一段話：“平時都是人騎腳踏車，今天我被腳踏車所騎；人騎車，車騎人，偶爾轉換一下立場，倒也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