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從“死亡邊緣”回來，就如童年掉入冰窟一樣，僥幸自己又撿回一命，所以我在圓光寺居住一年有餘，每天為常住拉車購物，掃除四周落葉，供應六百桶井水。勞動之餘，偶爾抽空寫些短文，投稿給台北的報章雜誌，一經獲得刊登，不但有些稿費，更是我生命中一份莫大的鼓勵。
在這個時期裏，我的思想上忽然生起一個妄念，認為自己罹患了肺病，每天朝思暮想，“我患了肺癆”的念頭一直在腦海裏縈繞，身心飽受煎熬。原因是曾經聽過一位老師說，一個人如果過度辛苦勞累，營養不足時，很容易罹患肺癆。
或許是自己的疑心吧，所謂“疑心生暗鬼”，疑心也能成病。我在圓光寺的這段時光裏，一麵為常住勞動服務，一麵憂慮著自己的肺癆。有時候我也想，自己身強體壯，應該不會有肺癆才對！但是肺癆的陰影，仍然盤旋在心中，始終揮之不去。
直到一九五〇年的冬天，正是番茄盛產季節，有人說，吃番茄可以治肺病。我一聽，太好了！那時候自己雖是一介貧僧，但買番茄的能力還有，所以一口氣買了一抽屜的番茄，有時間就吃。一段時間後，我心想：吃了那麼多的番茄，肺病應該好了吧！
實際上，我並沒有染患肺病，而是生了“疑心病”。不過我吃了番茄，心理健康了，身體也跟著健康起來。所以我感覺，世上有許多人“庸人自擾”，自己疑慮得鬼影幢幢，自然活得不安然。所謂“解鈴還須係鈴人”，人要自我調整思想，自我改正觀念，才有得救的希望。
我對佛教的傳播，一向熱心於文化、教育。一九五二年，為了編輯《人生雜誌》，我曾在台北善導寺納骨堂骨灰龕下的櫥子裏，掛單數月之久。期間遭逢花蓮大地震，那時寺中重重疊疊直擺放到屋頂的骨灰壇，幾乎全被震下，我擔心壓到我身上，還跟那些靈骨開玩笑說：“拜托，不能壓傷我！”
地震過後，花蓮市區死傷慘重，我雖然無力無錢，但是仍用《人生雜誌》的名義，四處奔波，為花蓮災區裏那些活在“生死邊緣”的災民，聊盡綿薄之力。
佛教講“世事無常”，世間眾生有誰能不在“生死邊緣”上受著威脅呢？記得那是一九五五年，我率領宜蘭二十幾位青年信徒，為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展開為期四十四天的環島宣傳布教活動。一路從台北，經花蓮、台東而到屏東。就在台東到屏東的碎石公路上，我怕最寶貴的一台錄音機受不了石子路的顛簸而受損，就把這個重二十公斤以上的東西放在腿上，抱在懷中。
當經過五六小時的路程，車抵屏東後，在一間寺院掛單、禮佛時，我感到雙腿疼痛，曲伸困難。原以為是一路上受到錄音機壓迫的結果，心想一段時間以後疼痛應該就會過去。哪知回到宜蘭，在一個小講堂的閣樓上，一躺就是一月餘，疼痛不已，寸步難行，不得已，隻有延醫治療。醫生診斷的結果，說我得了急性關節炎，雙腿必須立刻截肢，否則會蔓延，不但影響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一旁的信徒聽了，無不驚惶失色。但是我卻不自覺地生起一個歡喜的念頭，覺得雙腿鋸斷也很好，從此我就可以不必到處辛苦地奔波勞動，行腳弘法，而能安住一處，好好地著書立說，可能對我未來的生命，更有意義。
不過，鋸斷雙腿，總是茲事體大，我也沒有全然聽信醫生的建議。就這樣經過一段時日後，疼痛慢慢消除，隻是長坐、跪拜時，雙膝稍感不便。醫生囑咐我要注意保暖，所以直到現在，即使再怎麼炎熱的夏天，我都穿著衛生褲，以免吹到電風扇或冷氣時，讓關節炎複發。
數年後，疼痛完全消除，至今數十年來，除了血管硬化、筋脈老化以外，絲毫沒有對我造成任何不便或影響。不過因為自己這一生，經常在生死危難的邊緣走過，因此對生命的存活更加珍惜，更加熱愛。但也懂得要勘破它，要能逆來順受，不要計較，不要執著，所謂“山重水複疑無路”，隻要你懂得轉個身，自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經過“關節炎”的事件以後，應該是五十歲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在榮民總醫院做身體檢查。當時因為創建佛光山的關係，小有名氣，承蒙榮民總醫院各科主任醫師對我特別厚待。經過兩天檢查後，一位主任級醫師為我做檢查結果說明。看他似乎很為難，幾次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很難啟口的樣子，我立刻告訴他：“檢查結果如何，直說無妨！”
醫生反問我：“你曾經跌過跤嗎？”當時五十歲的我，自信身體健壯如牛，怎麼會跌跤呢？因此很肯定地回答說：“沒有。”
醫師又問：“出家人怕死嗎？”這就不是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了。因為如果我說“不怕死”，感覺太過矯情，螻蟻尚且貪生，人怎麼會不怕死呢？如果我回答“怕死”，隻怕醫生要笑我是個沒有修行的出家人。我隻有回答他：“死亡不是太可怕，倒是疼痛很可怕，因為疼痛有極限，超過能忍受的極限，疼痛的反應會喊叫，會呻吟，那時可就英雄變狗熊了。”
聽了我的這番話，醫生這才直接告訴我：“你的背上有一個黑點，經過切片檢查，還不知道結果如何，不過請你明天再來複檢一次。”我說：“不行，明天我要到宜蘭，為一位圓寂的老比丘尼達德法師舉火荼毗。”他說：“後天也沒有關係。”我說：“也不行，後天我要到高雄，有個會議要開。”
醫生苦笑著對我說：“你的健康、生死，也不能不重視呀！”我隻有謝謝醫生，說：“我會再來。”
從榮民總醫院回到台北普門寺，徒弟們關心，問我檢查結果如何。我幽默地告訴大家：“我今天去切片。”他們並不懂得什麼叫“切片”，我說：“就是從身上割下一塊肉，切成一片片。”大家一聽，急忙再問：“切的是哪一塊肉？”其實這是一句玩笑的話，所謂“切片”檢查者，就是從身上采取一些組織，抹在玻璃片上，以顯微鏡觀察，以此判斷身體的健康狀況，哪裏是把肉切成一片片？隻是由此可以得見，當時一般人對醫學名詞的無知，對醫療常識的見解是如何膚淺了。
經過兩個月後，我早已忘記了這件事。但是有一天北上到普門寺，徒眾告訴我，榮民總醫院來了幾次電話，一直催我複檢。我這時突然想到，醫生曾經問我是否跌過跤。我驚覺到，幾個月前台風過境，吹倒了佛光山大雄寶殿前的一棵大樹，我爬到欄杆上，想把樹幹扶正，一個不慎，整個人往後仰跌在磨石子的走廊上。我想這大概就是背後出現淤血、黑點的原因。
於是我馬上趕到榮民總醫院，把這個發現告訴醫生。醫生也如釋重負般“哦”了一聲，說：“原來如此！”同時不禁為我歡喜。
這段過程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實際上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好像又從“生死邊緣”再次安然曆劫歸來一樣。直到一九九五年，國際佛光會理監事會議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那天晚上，我忽然感到心髒一陣陣地刺痛，整夜難以入眠。當時以為是晚餐吃多了奶酪，引起消化不良所造成，不過回台後，我還是隨即到榮民總醫院看診。結果經心髒科專家江誌桓醫師做“心導管”檢查後，他說我罹患了心肌梗死，需要開刀。
承蒙時任副院長，並曾擔任兩位“蔣總統”禦醫的薑必寧醫師為我成立了一個心髒手術的小組，要我選擇一個主刀的醫師，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我選擇了相當年輕，曾在南非開普敦接受心髒開刀訓練的張燕醫師為我主刀。當時我並不認識張燕醫師，但是我知道，在那個心髒手術還不普遍的時候，必須找一位經驗豐富，年紀又輕的醫師，比較能接受挑戰。
後來，張燕醫師升任台中“榮民總醫院”心髒科主任，我們成為互動良好的朋友。他曾隨我到過加拿大的落基山脈，也到過意大利、法國等地的名都，至今已有十二年曆史。回想當年他在開刀房為我進行八小時的手術，事後他很自豪地對我的弟子說：“你們關心你們的師父，但是隻有我看過你們師父的心是什麼樣子！”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說：“眾生應以何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我以疾病的因緣，也能交到朋友，真是幸何如之！之後，他們邀請我擔任“台灣心髒協會”的理事，我欣然應命，至今一直以參加此會為榮。
最近，我又再次於“生死邊緣”走了一回。那是二〇〇六年，為了日內瓦佛光山會議中心落成，我前往歐洲，在瑞士一個小山區住宿時，忽然中風。所幸隻是造成輕微的手臂動彈不得，但我仍帶著衰殘老邁的身軀，主持巴黎道場的破土典禮，以及日內瓦會議中心落成開幕。在會中，我請海峽兩岸的大使歡聚一堂，握手言歡，自覺得意。
我這一生，不但自己在“生死邊緣”來回無數次，也曾為別人的生死做過一些服務。例如，曾經照顧過一位第三期肺癆的同道，直到痊愈；也曾為往生的老僧擔負棺木，送至火葬場火化。一九六七年越戰後期，不少難民紛紛逃亡，我曾獻金購船，幫助難民逃離戰火。後來這些旅居在世界各地的越棉寮難民，都成為我很好的朋友。
在香港，也有不少被關了多年的船民，我曾多次前往為他們說法。乃至香港赤柱監獄，一些被判終身監禁的死刑犯，我曾與他們做過“生死邊緣”的談話。也曾在台灣的土城監獄，聆聽一些垂死囚犯的心聲。我覺得一個人縱使犯法判刑，也要用愛去教育他們，例如蘇姓等三位青年，多次被判死刑，也多次從死亡邊緣又被救了回來。我曾在土城監獄和他們麵對麵講說生死，講說因果，講說冤屈，講說緣起緣滅。
其實，人生本來就一直在“因緣果報”裏流轉，也在“死亡邊緣”接受考驗。有信心的人，無論生死危亡，一切盡付笑談之中。實在說，生也未曾生，死也未曾死，生死就等於人晚上睡覺，白天起床，就是這麼簡單。因此，生，未嚐可喜，死，也未嚐可悲；生了要死，死了要生，生死就如時鍾一樣，輪轉不息。死亡，並沒有邊際；人生，就在生死存亡之間，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