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走過數十寒暑，到了垂暮之年，回頭一想，在幾十年的歲月裏，功過成敗，總有一些“關鍵時刻”。別人所看到的，隻是一些外相上的是非，必須經過自我的客觀檢討，才能找到真正的關鍵所在。
我出生在江蘇揚州，故鄉江都是一個經濟落後，教育不興，民風淳樸的鄉村小鎮。我的成長背景，既沒有顯赫的門第庇蔭，也沒有風光的親戚助威，加上從小沒有上過正式學堂，更無師友同學扶持。
所幸十二歲那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正月，我突然遇到機緣，便在宜興大覺寺出家，接著在南京棲霞佛學院接受教育，從此得以在大冶洪爐的叢林寺院裏學習、成長，這是我人生的第一個關鍵時刻。
說起我的出家因緣，記得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軍一路長驅直下，經過上海會戰，很快就在同年年底攻陷南京，並且進行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當時我的父親外出經商，在這場劫難中到底生死存亡如何，至今依然不得而知，隻是當時父親沒有了音訊，於是我便跟隨母親外出尋父。
我與母親走遍京滬一帶，始終沒有找到父親的下落。就在失望之餘，途經棲霞山，看到一支軍隊正在出操訓練。我一時好奇，停下來觀看。突然，身邊站著的一位寺院的知客師，不經意地問我：“小朋友，你要出家嗎？”
由於我從小受到外婆的影響，早有信佛、拜佛的習慣，尤其看到出家人的威儀莊嚴，總是心生羨慕，所以潛在意識裏聽到“出家”兩個字，也來不及思索就回答說：“要啊！”
大約經過一小時，當我還在興致勃勃、專心一意地看著軍隊操練之際，有一個人走過來對我說：“當家師父找你！”
在當時那樣一個“人生地疏”的情況下，忽然說有人找我，這真是個奇跡。不過我與母親還是隨著那個人走到一座寺院前。我請母親在寺旁一位老太太洗衣服的地方暫等，我便一個人跟著那個人走進了棲霞山寺裏。
進入山門後，轉了兩個彎，來到一幢小樓上。隻見屋內清淨莊嚴，在我幼小的心靈裏，感覺就像進入皇宮一樣。這時候一位眉清目秀，大約三十歲的法師，對著我點頭微笑，然後叫我在他麵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他一連問我：“叫什麼名字？”“從哪裏來？”“今年幾歲？”
我一時不知道是緊張，還是害羞，好像聽不懂他的話。於是他遞給我一張紙，叫我把名字寫在上麵。我嚇了一跳，幾乎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他又問我：“你哪裏人？”我寫上“江蘇”，他說應該寫“江都”才對。其實說來慚愧，當時我連“江蘇”、“江都”都分不清楚。
這時，師父又說：“聽說你要出家，我是這裏的當家師，你就跟我出家好嗎？”我看他慈悲善良，當即說“好”。
答應之後，他說出家要取得父母的同意才行。我說：“我母親就在外麵。”他要我前去請問母親，如果獲得首肯，就把母親請來和他見麵。
我找到母親，跟她說我要在這裏出家了！母親即刻回答：“不可以！”她說：“我回去之後怎麼向親人交代，怎麼跟鄰居說明！”
我一聽，眼淚隨即流了下來，我說：“我已經承諾人家，沒有辦法反悔了！”
偉大的母親聽我這麼一說，立刻說：“沒有關係，我去替你回絕當家師！”
我說：“你前去同意可以，拒絕不行！因為我也已經決定要出家了！”
於是，我把母親帶到師父麵前。依稀記得，當時師父好像跟母親說，將來他會怎麼樣栽培我，我的未來會如何成長、如何有前途……說得母親也動了心，於是同意讓我出家。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初一日，我就這樣剃度出家了。
出家後才知道師父的法號叫“誌開上人”，他是棲霞山寺掌有實權的監院。照講，棲霞山是十方叢林，不可以私自收徒納眾，為人剃度。但是家師告訴我，在棲霞山寺為我剃度，隻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實際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興白塔山的大覺寺。
當時我完全搞不清楚狀況，隻記得出家當天，來了很多大和尚，都是人高馬大，身相莊嚴。其中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一直保持著笑容，他代替師父為我提取法名“悟徹”，外號叫“今覺”。
出家後，第一個讓師父感到困擾的問題，就是全棲霞山寺有數百名僧侶，但沒有一個是十幾歲小孩。雖然寺裏有一所棲霞律學院，但都是二十歲以上受過戒的比丘。另外還有一間禪堂，更清一色都是青壯年的老參。
在這樣的環境裏，到底要把我安置在哪裏呢？這一點困難當然難不倒精明能幹的師父，他讓我把母親送走之後，即刻安排我住進客堂邊的一間小淨室裏，並且找了一位書記大實法師，叫我跟隨他念“禪門課誦”，學習“五堂功課”。
母親和我離別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心情？我想，雖然我從小跟隨外婆長大，和母親相處的時間不多，但盡管如此，母子分離，還是難免會傷心、難過。隻是我知道，我的前途未來，就在此“出家”一舉，我也隻有義無反顧了。
母親走後的第一天下午，我在小淨室裏，聽到外麵傳來高亢的吼叫聲，夾雜著棍棒擊打的聲音，很是訝異，就偷偷地從門縫裏往外觀看。隻見之前問我要不要出家的那位知客彌光法師，正拿著一根門閂，死命地打著一位跪在地上、負責照顧大雄寶殿的香燈師，甚至還用腳踢他。因為打的力道很大，門閂都給打斷了，碎裂的木屑四處飛舞，散落一地。
那位可憐的中年出家人，一再跪地求饒。原來他在大雄寶殿裏私自化緣，接受信徒的五塊錢供養，因此受到嚴厲懲戒。當時我並未心生膽怯，隻感到這也是對我的當頭一棒，我知道做一個出家人，不應好名好利，不能私自化緣，所以後來佛光山的建設，點滴歸公，從來沒有人敢私自化緣。
到了第二天，我想師父也感覺到，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子，整天把他關在一間小屋子裏，總不是辦法。因此很快地就把我送到棲霞律學院，和那些比我年長許多的學長同住、同學，於是我就這樣開始了將近十年苦難的叢林教育生活。
首先我在棲霞律學院就讀，六年後升學到焦山佛學院。兩年後，也就是我二十歲那年的冬天，我離開焦山回到祖庭大覺寺。在大覺寺期間，我做過短期的小學校長、寺廟監院、雜誌主編，後來還到南京擔任華藏寺住持。直到二十三歲那年，我率領了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這是我人生的第二個轉折點。
當時我剛接任南京華藏寺住持不久，同學智勇法師自告奮勇，要組織六百人的僧侶救護隊。因為當時各地戰俘、傷兵眾多，死難的軍民亟需救助。初時我並未動心想要參與，但在籌備兩個月後，他們忽然打退堂鼓，不再組織僧侶救護隊前往台灣了。
我一生最不喜歡人“退票”，因此就說：“你們不去，我去！”智勇法師欣然同意。我即刻請人從南京新街口，走了八九小時的路程到棲霞山寺，稟告當時已升任住持方丈的誌開上人，說我有意到台灣。師父即刻讚成，並且叫來人帶回十二塊銀元，以壯成行之誌。
這時由智勇、惟春等同學所倡導的僧侶救護隊，已經剩下不到六十人，早已不成隊。所以我臨時又再募集了大約一百人，但是真正上船的，隻有五十多人。抵達台灣後，人數實在太少，既不成團，也不成隊，同時也沒有團體願意收留我們。經過幾天的投石問路，因緣實在不具，因此僧侶救護隊也就隻好解散，大家各奔東西了。
正當這個時候，由陳辭修（陳誠）先生主政的台灣，政治情況惡化，當局嚴格查管不明人員的流動，因此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關在桃園的一所倉庫裏。感謝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以及“立委”、“監委”們的大力營救，我才能九死一生，逃過劫難，並在台灣居住下來。
期間，香港的師友雖然也濟助旅費，要我前往香港，可惜帶錢到台灣的人沒有找到我，因為當時我被政府拘留。等我獲釋出來之後，他已經回到香港，彼此緣慳一麵，讓我的“香港之旅”不得成行。
除此之外，當時也有一些不認識的信徒，輾轉來信，要我前往瑞士，甚至馬來西亞的佛教會，也希望有布教師前往弘法。但我都因為旅費無著，同時也自感語言不足，所以不敢貿然前往，於是我就這樣安分守己地在台灣住了下來。
最初我住在中壢圓光寺，後來掛單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分別主編《人生雜誌》，以及為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餘暇時間就撰寫《玉琳國師》《無聲息的歌唱》等。但實際上這時候我的弘法重點，已經慢慢轉移到宜蘭了，在宜蘭展開我的理想，到各個鄉村弘法布教。
我於一九五三年春天到了宜蘭，這又是我人生的另一個關鍵時刻。我在宜蘭念佛會成立青年團體，成立文藝社、歌詠隊、補習班、讀書會，廣泛攝受、度化青年學佛，我用連環圖紙戲、幻燈片等道具輔佐傳教。一些兒童、青年、婦女、有神道信仰的初機學佛者，聽到我們弘法的宣傳喇叭聲：“咱們的佛教來了！”他們都深受感動，紛紛到我指定的地點聚集，助長了佛法的弘揚，也提升了我傳教的信心。
在我所度化的對象當中，大部分都是軍人、青年、婦女、學生。我除了到學校布教、監獄弘法外，同時舉辦鄉村同樂會、佛誕遊行，等等。我還開辦施診所，展開鄉村的冬令救濟。尤其每遇台風來襲，我率先趕至災區，給予受災民眾關懷、幫助。我在宜蘭來來去去至今數十年，雖然沒有做到“萬家生佛”，承蒙大家都稱我一聲“宜蘭法師”，這也是我人生中影響深遠的一件事。
當時我在宜蘭、台北弘法十餘年，感覺在台北受到的壓力很大，因為這裏的會議特別多，每次開會，人家要我參加，如果我不出席，他們會說我不跟他們合作。此外，經常有人請客，一人請客，相繼地就有多人回請，常常一連十天、半個月沒有回寺吃飯。如果婉拒，他們就說“你看不起我”。尤其那時來自海外的賓客很多，經常要到飛機場迎賓送客，如果不應招而至，他們又說“你不幫忙”。
為了跟大家合作，為了看得起大家，更為了應該要幫大家的忙，我經常到處應酬，不知道自己住在哪裏。所以感覺長此以往，終非久遠之計。同時，因為我和高雄也早已有了相契的緣分，我曾經多次前往高雄講經弘法，都是千人以上的信眾聽講；每次來去，聚在火車站迎送的隊伍，都在幾百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