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高雄的信徒，像和宜蘭的信徒展開拉鋸戰似的，經常想出種種方法，要我南下高雄。終於，我禁不起信徒的熱誠，承諾南下協助高雄佛教堂的籌建，以及幫助壽山寺的建設工程。就這樣，我又走上了高雄弘法的不歸路，就此落腳在高雄，成為我人生的第四個關鍵時刻。
我先在高雄籌建佛教堂，眼看著即將竣工，就把它交給了月基法師住持。我在壽山公園建設壽山寺，這時屏東東山寺要辦東山佛學院，住持圓融尼師請我前往任教。我已經答應，但後來她向我道歉，說她所請的院長不同意我前去擔任教師。
我聽聞之後，一點也不介意，我知道培養人才非常重要，當時自己也已經有了壽山寺這個小寺院。所以我認為應該自己來辦佛學院，這是當仁不讓的事。
那時候我蝸居在隻有八十坪的壽山寺，雖有五層樓高，但是兩班學生有六十人，已經把各個樓層擠滿，其中有一班學生還得在納骨堂裏上課。學生們不但不忌諱，甚至還對著骨灰罐的相片，和亡者建立起友誼。其中有一個公路局的車掌阿秋小姐，因車禍意外身亡，她的父母幾乎每天都帶水果來靈骨前祭拜，學生們也幫忙關心靈骨，同時分食祭拜後的水果。生亡同樂，也是一趣。
壽山佛學院雖小，但每年都要招生。一九六六年第三屆招生時，壽山寺的有限空間，實在無法再容納新生，因此商之於慈莊、慈惠、慈容，把坐落於高雄火車站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出售，得款五百五十萬元，買下高雄縣麻竹園山坡地二十餘公頃，著手籌建校舍，把壽山佛學院遷移至此，改名為“東方佛教學院”。之後陸續建設，成為今日的佛光山，這就是影響我一生的第五個關鍵時刻了。
其實，最初我並沒有很大的誌願想建大叢林來安僧度眾，再說我也沒有雄厚的經濟力量。之所以創建佛光山，一是因為壽山寺實在沒有辦法安置學生；二是當時由越南來華投資興學的褚柏思夫婦，因為經濟陷入困境，亟待救援。於是我毫不考慮，不管他們所擁有的這片麻竹園土地，是否對我有用。當時隻是純粹為了助人一臂之力，因此毅然買下佛光山現址。現在回想起來，那已經是一九六六年的事了。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佛光山舉行奠基典禮，建寺的工程於焉展開。
當時正是佛教弘揚最低迷的時期，因為“總統”夫人宋美齡女士信奉基督教，她非常排斥人民信仰佛教，所以一般公教人員就業填寫個人資料表時，都不敢承認自己是佛教徒。麵對這種非常時期，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打起招牌，就把寺院定名為“佛光山”，當然是希望“佛光普照”之意。
當我買下佛光山麻竹園的土地之後，特別租了一部遊覽車，號召信徒上山參觀。但是車子開到山下後，必須徒步走過一條雜草叢生的小徑才能上山。滿車的信徒，大家都不肯下車，甚至還說：“這種地方，鬼都不會來！”
信徒情緒性的語言，我聽了並不感到失望，隻有請大家在車上等待。我一個人上山，花了兩小時，繞了一圈回來，心想：沒有關係，鬼不來，隻要人來、佛來就好了。
不過，等到真正著手開山之後，才出乎意外地發現，這塊土地簡直無法使用。說來實在叫人難以想象，現在的不二門前，當時是兩座小山、三條深溝，我請來推土機，把兩座小山的土，推到三條深溝裏，才勉強填出一方的平地。
最初填平的這片土地，雖然不是很大，隻有十餘公頃，但是因為經年累月遭受雨水衝刷，土壤流失嚴重，有的山溝真是深不見底。我從山下高屏溪，總計大約買了上萬輛卡車的沙石，才填出現在佛光山的這塊建地。
之後我又陸續收購旁邊的山坡地，最初一甲土地出價一萬元，到後來竟然每坪要價十萬元。當時因為經費拮據，記得建設第一棟房子時，我想應該要建一間齋堂，以供大眾過堂吃飯之用，但是限於經費不足，我交代工人，隻建八尺高就好，以節省經費。
當八尺高的牆砌好，窗戶也有了，正要建屋頂時，一位叫吳大海的先生忽然捐獻新台幣十萬元。我立刻把八尺高的齋堂增高為十二尺，但是窗戶已經做好了，怎麼辦呢？當時我就說：“那有什麼關係，就在窗戶的上麵，再加設一層窗子，不就可以了。”所以現在佛光山的舊齋堂，一層樓的房子有兩層窗戶，這在建築學上，也算是奇事一樁。
為了感謝吳大海先生的捐獻，我把東山所建的水塔，取名為“大海之水”。佛光山開山初期，將近二十年內，都靠這個水塔蓄水，供應數百人飲用，不但解決山上大眾的用水問題，也讓草木生光。另外，在佛光山建設之初，統一的吳修齊先生、南豐的潘孝銳先生、虹牌油漆的張添永夫婦，對山上的資助最大。
佛光山的第一棟房子，也就是“東方佛教學院”，院舍落成時，上山參加典禮的人數超過五萬人；大悲殿落成當天，“內政部”部長徐慶鍾先生親自上山主持，參與的信眾、遊客，超過十萬人以上。
佛光山自一九六七年開山以來，便獲得海內外信徒的大力支持，我雖然未曾出外化緣，但是感謝十方信徒，以及護法龍天的護持，在諸佛菩薩的加被之下，開山四十年的佛光山，也真是做到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佛光山開山後，我擔任主管十八年，當硬件建設和弘法事業稍具規模時，我宣布退位，經過“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共同推選，產生第二代第四任住持心平法師接掌佛光山。
我的退位，主要是希望對“世代交替”的傳承問題，做個示範。那年我五十九歲，正當身強體壯的時候，忽然宣布退位，外界人士一時不明所以。其實我在佛門裏，自從懂事以來，曾經決心不擔任住持，也不想做一個行政事務僧，我自認為應該以弘揚如來家業為職誌，所以對文化、教育，我樂此不疲，尤其對弘揚佛法，到處講經，一直表示我的“樂說”。
我在宜蘭數十年，雖然雷音寺隻是一間小廟，我將之重建兩次，但都沒有擔任住持。我創建高雄壽山寺，也是請來善定、慧定兩位法師當家。我總想盡量地遠離寺院行政，但後來為了發展佛教事業，我知道還是需要有一個據點，因此不得已才開山，卻從此陷身在建寺工程中。
創建佛光山期間，雖然我仍然在佛教學院上課，到各地弘法，但是工程的規劃、監管，以及經費的籌措等，我都親自負責。當一切都有了相當的成果，可以做一個交代時，我想到，為什麼不培養後代弟子來繼承呢？於是，在一九八五年，我毅然宣布退位。
記得當時對外發布消息以後，意外地接到“總統府”給我的電話，說不可以叫“退位”，要我改為“傳位”，因為有影射蔣經國也要退位的意思，所以後來改為“傳法”。
由於當時電視台的采訪，報章雜誌的刊登，甚至《中國時報》的社論，都評論、報道了此一“退位傳法”事件，一時大家都說我為佛教和台灣的企業界，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其實，我覺得各界的領導人，不一定要做到“至死方休”，生前就應該選定接班人，讓事業有計劃地發展，才能永續經營。那個時候，台灣企業界的第一代創辦人，也都在位二三十年了，因為我的“退位傳法”，證明“後繼有人”確實重要，因此引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重視。想到我以一介僧侶，能夠引導社會的進步，也是足堪告慰。
我在佛光山開山建寺十八年中，感到最苦的事，莫過於社會給我的各種譏評、毀謗。例如，說我是“政治和尚”，說佛光山“商業化”等。其實說到政治，我是最不具有政治性格的人，我一生沒有進出過政府機關，沒有接受過公家的補助，甚至開山之初，美國的一位善士，主動發心想要捐獻五千萬元，我都予以婉拒。因為如果我接受他的巨額捐款，將來他說寺院都是他興建的，我會對萬千信者感到抱愧。
因此對“政治和尚”這個稱號，剛開始我很放不下，直到後來電影導演劉維斌先生跟我說：“‘政治和尚’也沒有什麼不好，有人想要受此封號，還不可得呢？”甚至也有人說：“所謂‘政治和尚’，就表示你在社會上有力量，何況佛光山經常有官員上山訪問，又怎麼能說你與政治無關呢？”
想想他們的話也不無道理，再說佛教也講“不依國主，佛法難立”，所以從此我就稍感釋懷，不再引以為意了。
除了“政治和尚”的揶揄以外，再者就是有人批評說佛光山太過“商業化”。其實，我生性“非佛不做”，我沒有經營世俗的商業。佛光山的朝山會館，提供參拜者用餐，信者用過齋後添油香，這是很正常的事，談不上是商業買賣。乃至小攤位出售念珠，順便流通一些佛書，廣為傳播佛法，這也是為了弘法的長久之計，不得不有的佛教事業，否則佛書都是免費贈送，哪有那麼大的後援資助呢？
另外，社會輿論帶給我最大的困擾，就是說我星雲某人“很有錢”。有人說我有共產黨的資助，有人說我挖到地下黃金。總之，他們認為我很有錢。
其實恰恰相反，我現年八十三歲，一生都在“日日難過日日過”當中度過。我沒有錢，也不經管錢。即使有錢，也是寺院常住的，是十方信施捐助的，因此我把它分毫都用來推廣佛法，發展佛教事業。我自覺自己也是一個信徒，應該也要學習捐獻、喜舍，因此我把自己寫作所得的稿費、版稅，以及上電視講演，乃至到公司、工廠開示的車馬費，都捐作佛光山建寺、傳教、興學之用。
一般人一生頂多隻辦一所大學，我除創辦四所大學之外，還與政府合辦八所社區大學，同時在全世界有數十所中華學校、佛教專科學院，以及美術館、圖書館，另外還成立“人間衛視”、《人間福報》等。平時經常有人問我：佛光山是怎麼建起來的？我都說：佛光山是“從無而有”、“從空而來”。因為我不要錢，我也沒有錢，所以大家才肯幫助我，護持我建寺弘法，興辦佛教事業；如果我有錢，誰會“錦上添花”，願意拿錢來護持一個有錢的出家人呢？
我在“退位傳法”時，負債一億餘元，交給繼任者幫我償還，這使我長久以來一直耿耿於懷，覺得對不起繼任的心平和尚。我想，在我十八年的住持任內，乃至一生弘法中所經曆的艱辛過程，隻有佛菩薩知道，隻有因果知道，再有就是自己知道了！
當我從佛光山住持退位之後，真有“無官一身輕”的感覺。我先在北海道場住了一段時期，過了一個冬天之後，就飛往美國洛杉磯閉關。其時正值西來寺初創，在關房裏，我籌思著各種因緣，想到未來可以在澳洲建“南天寺”，可以到非洲建“南華寺”，可以到馬來西亞建“東禪寺”，但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故鄉，隻是由於政治上的台海風雲，兩岸僵持不下，隻有等待以後的因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