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有能力孝養她，就為她備置一套沙發靠椅，希望她可以坐得舒服些，但是多年來從未見她使用過。
不管何時見到母親，她總是衣著整齊。對於衣服，無論如何破舊、縫補過，她都不計較，但是一定要穿著整潔。這些年，慈莊、慧華等人很熱心地為她添置了許多新衣，但是她從不輕易更換，母親念舊與惜物之情，可見一斑。後來我又發現，母親不重視外形，隻重視心意。有一次，我陪伴著她走到西來寺，我說：“母親，我們今天改走後門，上去比較近。”母親回答：“上等人，主人迎上門；中等人，有人接待人；下等人，求人都無人。前門後門不要緊，隻要到了西來寺可以看到人。”
在西來寺的佛殿，我說：“我來點香給您拜佛。”母親回答：“不要緊，佛祖哪裏要我們的香？哪裏要我們的花？佛祖隻要我們凡夫的一點心。”
和母親在一起，通常都是她在演說佛法，我在旁洗耳恭聽。有一次我講《金剛經》，不知道母親就坐在後麵聽，等我下來了，她批評我講得太高深了，怎麼可以告訴大家“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呢？“無我相”倒也罷了，如果“無人相”，心中眼中都沒有他人，還修什麼行呢？
我聽了母親這一席話，啞口無言，同時也領悟到母親堅持要“有人相”，正是我努力推行人間佛教的批注。
母親無論說話、走路，向來是安詳有序。即使天大的事情發生，她都不亂方寸。許多在佛教學院受了多年教育，後來又出家受戒的徒眾，都萬分敬佩母親這種與生俱來的威儀、風範。
母親一生曆經許多戰爭、多次的悲歡離合，幾度麵臨國破家亡，我們兄姐弟四人，沒有人看到過母親掉眼淚。
七七事變，日軍在盧溝橋發動戰爭。這一年冬天，戰事蔓延到南京，母親站在揚州的一條公路上，看著自己的家遭到日軍恣意的焚燒，當時還年幼的我，緊緊跟隨在她身邊，親眼見她若無其事的樣子。就在抗日戰爭期間，國軍部隊極力搜尋壯丁，幾乎每天都要應付好幾次這種事情。當時二舅劉貴生正好在我家，那天又來了一批抓壯丁的人，二舅立即到廚房的稻草堆中躲藏，可惜一條腿露在外麵，還是被拖出來帶走了。過了一兩天，母親找到了當地的警察局局長，提出申訴：“我兄弟上有老母，如果你抓走了他，一家孤兒寡母，生活無人負擔，隻有統統到你家生活。”那位警察局局長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很快釋放了二舅。旁人見了這一幕，以為母親是有辦法、有後台的貴夫人，朝她麵前一跪，請求搭救親人，後來竟也讓她救了出來。
這類事情很多，母親也以此自豪，但有一次卻發生人命關天的無妄之災。一位母親尊為義父的鄰居，竟然在家裏被水桶的繩子一絆，跌了一跤，死了。這家姓解的鄰居家貧，無力負擔喪葬費，有人建議母親設法代買一副棺木料理後事。母親當下點頭同意，並即刻搭船上街去備辦所需。
誰知解家的兒子解仁保，竟找了很多人將屍體抬到我家裏來，說我家打死人了。人多口雜，一下子閑言四起，群情嘩然，議論紛紛。當時正是盛夏季節，家家戶戶的農田都缺水，經常發生搶水事件。被水桶繩絆死的人，被說成是因搶水被人打死，許多人也就順理成章地相信了。
揚州派了很多人來驗屍，母親在回程的船上聽說這件事，立即將棺木、壽衣退回，準備麵對這場官司（由於這起事端，後來屍體直至腐爛、滴血，仍無人聞問）。當晚家裏來了好多人，要把父親抓走。當時年幼的我，被這擾攘的聲音驚嚇得躲在床下探看，不敢出來。父親被逮捕送到揚州。兩天後，父親經過初審回來了。隨後案子被送往蘇州高等法院審判，父母親是被告，所以都去了蘇州，而原告解仁保不知何故沒有到庭。可能因為蘇州是個大城，而鄰居解家誣告我們，原來隻希望圖個小利，沒想到現在卻要備辦經費，萬一輸了，後果更是不堪設想，所以他缺席了。
法官問母親：“原告為何沒來？”
母親答：“不知道。”
法官再問：“人是你們打死的嗎？”
母親答：“不是。”
由於母親神態自若，不像個沒見過世麵的鄉下人，所答也都清楚明了，所以當下被宣判無罪。
後來母親一生都很自豪於“很會打官司”。
我出家以後，在佛學院讀書，母親還熱心地托我為解仁保找工作，一點都不以當年解家的誣告為忤。母親實在是位寬厚、豪爽的女中英雄。
戰爭期間死了好多人。有一次，母親走路時居然踢到躺在地上的一個阿兵哥，阿兵哥還活著，母親寬慰他：“你不要動，讓我來幫助你。”說完立即回家，找了一塊門板，並且請鄰居將這位阿兵哥帶到後方。過了一段時間，我還親見這位阿兵哥升了官，身上帶了一把手槍，到我家來感謝母親的救命之恩。
在這樣的槍林彈雨中討生活，我們這些不知人間悲苦的戰爭兒童，無聊時，常在一場戰役過後，跑到戰場去，以點數死人為樂。母親雖然三令五申警告我們兄弟不準去，我們還是有一兩次溜去。有一次，在牌桌上，母親聽說有兩個小孩在點數死人時被臨時引爆的炮彈炸死了，她立即匆匆忙忙出來尋找，見到我們安好無恙，才放下心來。這是我記憶中，母親最著急緊張的一次。
前幾年，我在南京雨花台，李先念先生公子的居所附近買下一個精舍，環境十分清幽，我請母親安住於此。許多信徒從台灣趕來探望母親，比如，台灣省生命線的創辦人曹仲植居士、為善長樂的電視製作人周誌敏居士、“立法委員”潘維剛小姐、“小王爺”陳麗麗小姐、企業家劉昭明居士、作家符芝瑛小姐等。母親好客，總是歡喜熱情地招呼大家。一本數十年的傳統，家中若有六個人，必定預備八個人的飯菜，免得客人遠來，臨時張羅，讓人家久等。每天一早，家裏必定預備一大壺茶，以備客人一到，立刻可以奉上。有一次我回家探親，家裏來了子子孫孫好幾十個人，一齊圍繞著她。母親愉悅之情溢於言表，她說：“萬朵桃花一個根。”母親就是這樣一個重視家庭倫理的人。
一九八九年，母親第一次在西來寺過年，我陪伴在她身邊。說起當年她嫁給父親，隻憑著外婆的一句話——因為父親是個忠厚的老實人。父親曾經營過香燭鋪、成衣店，但都經營不善，家裏的田產也都賠了進去。唯有經營素菜館時，一流廚藝受到遠親近鄰的讚美。在中日戰爭南京大屠殺時，父親失蹤。當時未滿四十歲的母親，帶著十二歲的我到城裏尋找父親。路過棲霞山時，無意之中，因為一句話，成就了我出家的因緣。我曾問過母親，當時怎麼答應我出家呢？母親說：“我看你是一個有前途的孩子，母親沒有力量培養你，你能在佛教中讀書上進，有什麼不好呢？”真感謝母親開明的觀念。
母親受人點滴之恩，都是湧泉以報。當年唐山大地震，她唯恐受波及，不得不由揚州前往上海表兄家避難，暫住數月。我和她相逢這十八年來，她不斷地要我給表兄家送去收音機、電視機、電冰箱等各種物品，以答謝當年表兄的收容之恩。由於母親重視懷恩報德，後來我在佛光山台北道場、佛光山台南講堂等處都設立了“滴水坊”，就是取源於母親“滴水之恩、湧泉以報”的精神。
常有人讚歎與我說話如沐春風，心開意解，但是在母親跟前，我幾乎沒有說話的機會。隻要母親開口，大家都自然地屏息傾聽，往往從三皇五帝定乾坤開始，一直到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乃至鄧小平、江澤民等，她都能津津樂道，侃侃而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