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們來到十普寺，但是寺裏的人見到我們，用嘲笑的口氣說：“你們怎麼也跑來台灣？”一聽就知道碰了壁，於是顧不得外麵還在下著大雨，隻得告辭十普寺，往台北善導寺討單。因為聽說大醒法師正在善導寺，我們想去投靠他。
就在往善導寺的途中，經過新生南北路時，瑠公圳的水已經淹沒了道路，在水比路高的情況下，水和路根本分不清楚。我想慢慢涉水前進，哪知一個不慎，竟跌入水中。
這時水流湍急，水勢凶猛，雖然略諳水性，我也感到難以抵抗。在這種情況下，照說應該是難以活命，但說來也很有趣，一般人落水，本能反應，應該是趕快喊救命！我完全沒有這個念頭，心裏隻掛念我的錢包就要被水衝走了。我記得裏麵大概有十塊銀元，是臨到台灣時，師父給我的，這也是我們師徒一場，師父給我最大的一次賞賜。
我一心想著錢包，便拚命掙紮，順著水流遊去，終於爬到路上。這時才想到，人家是“落水要命，上岸要錢”，我卻是“落水要錢”。因為我知道，沒有錢，未來的前途艱難；沒有錢，饑餓難耐，小命也難以存活。
這時的我全身濕透，雨依然還在不停地下著。在雨中無法更衣，事實上也無衣可換。就這樣穿著濕淋淋的衣服走到善導寺，這時天色已經暗了，陪同我前往的寶覺寺住眾，至此便跟我道別，離我而去了。
我在善導寺約莫等了兩小時。大醒法師一直不肯出見，隻叫當家法師出麵，他說：“你看，我們寺裏，右麵住了‘交通警察大隊’，左邊是台北‘市政府’的兵役科，寺中實在沒有餘地安置你了。”
我知道人家的困難，就跟他要求說：“我聽說基隆月眉山靈泉寺有數名外省的青年法師，我想前去投靠。現在天色已晚，可否讓我在佛殿的大鍾下借住一宿？”
他說：“隻要警察不來驅趕，應該沒有關係！”
那時雖是春夏之交，但夜裏仍透著濃濃的涼意。所幸當時年輕體壯，也不計較這一點屈辱。第二天天一亮，我就摸索著上路，到台北火車站，乘火車到八堵，然後轉往基隆，在暖暖站下車時，已是下午一點多。
到了靈泉寺，一群年輕的同學見到我非常歡喜，雖然過去彼此並不認識，但總有僧情法愛。他們滿口讚歎，說我是佛教僧青年的領袖，很希望我能留在台灣。
大家正談得歡喜之際，傳來默如法師的指示，說不能留我們吃飯，更不能居住下來。因為來寺的外省僧侶多，生活已經很困難了，不能再增加人數。
這些青年朋友一聽，深感不平，義氣凜然地說，常住不給飯吃不要緊，他們願自掏腰包，外出買米煮稀飯請我。當我吃著他們煮好的稀飯時，已是下午三點多。回想自己中飯沒吃、早餐沒吃，昨天的晚飯也沒有吃，所以捧碗的手不停地發抖，但是碗裏熱騰騰的稀飯，吃起來真是美味無比。
後來經過商量，他們讓我在此暫住三天。由於我的衣物都已隨水流走，我就拿出大同法師的妹妹送給我的一件粗麻布料，想做一件衣服替換，因此向靈泉寺借了裁縫車，縫製一件短褂褲，以便替換。
由於“此處不留人”，隻得“另找留人處”。此時聽說原本在觀音山籌辦佛學院的慈航法師，事實上並不在觀音山，而是在中壢圓光寺籌辦台灣佛學院的畢業典禮。我心想，如果到圓光寺能見到慈航法師，也許問題能解決，因此就轉而前往中壢圓光寺。
圓光寺的比丘尼中，有一年輕的智道法師，待人非常熱忱。他大概在妙果老和尚麵前講了我許多好話，說我在大陸曾主編過雜誌，也曾當過校長，這些經曆他們都知道。因此妙果老和尚一見到我，真是一見如故，私下跟我說：“他們明天就要搬到新竹青草湖，你就留在圓光寺吧！”
妙果老和尚是新竹佛教會（包括桃園、苗栗）的理事長。在當時那樣一個好像人人都有間諜嫌疑的年代，他能收留我，也算是特殊的緣分。他要我當他的秘書。我感念老和尚慈悲，每天主動打水、掃地、拉車、采買。這些苦役本來就為我所長，因此做起來並不覺得太吃力，也不以為苦。反而心中一直感謝妙果老和尚，由於他的慈悲收留，讓我能在寺中安住，總算脫離了逃難途中的“饑餓”窘境。
一直到現在，每當回憶起初來台灣時，這段掛單無著、三餐不繼的日子，我都有恍如隔世之感。
四
在中壢圓光寺安住下來後，為了安全起見，首先要去報戶口。雖然我有身份證，但報戶口要有入台證。我沒有入台證，戶口勢必報不成。所幸智道法師告訴我，如果能找到吳鴻麟先生，隻要他肯出麵幫忙，問題就能解決。
吳鴻麟先生就是吳伯雄居士的父親，當時是台灣省“參議員”，也是警民協會會長，更是一位名醫。對於這樣的社會賢達，我哪裏敢到他的家中拜訪？幸虧有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他，別人告訴我，他就是吳鴻麟先生。
我鼓起勇氣，勇敢地走向前，對他說：“吳先生，我是在圓光寺掛單的出家人，我有身份證，想要報戶口，您能幫助我嗎？”
他看看我，我想他大概還不知道報戶口需要入台證，因此聽完他就說：“來！來！”由於隔壁正好就是警察局中壢分局，他帶我走了進去。門口的警衛問都沒問，裏麵的警察看到他，趕快起立向他敬禮。他說：“幫助這位法師辦戶口！”說完便走了出去。警察聽後則連連稱是！
於是我就這樣順利地報了戶口。有了戶口，我在台灣居住，心裏就更踏實了。
這件事情過後一個多月，有一天，我拉車外出采購，在街上被警察攔住，莫名其妙地遭到拘禁。由於我不會講閩南語，語言不通，也沒辦法問人，完全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被囚禁。
直到第二天，才聽說全台所有外省的出家人，有一百人左右，悉數遭到逮捕。其中還包括在台北的慈航法師，以及跟我們同住圓光寺，原為陸軍中將的出家的律航法師。
原因是，台灣當局聽到大陸廣播，說他們派了五百位僧侶到台灣當間諜。台灣當局就把我們拘捕了。後來警察把我送到桃園，與律航法師一同拘禁在一所倉庫裏。
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發生的事，當時是陳辭修先生當“省主席”。所謂“白色恐怖”的年代，自從“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台灣人殺外省人，外省人報複台灣人，不時有凶殺案發生。但是不管族群仇視也好、白色恐怖也好、政治迫害也好，我都不太關心。我所關心的是，肚子好餓！
由於當時被逮捕的人很多，沒有牢房，就用大倉庫暫做拘留所。被關在裏麵，雖然每天也總有一餐飯可吃，但是吃過之後，肚子很快就餓了。記得有一天下午，有位警官走到我身旁，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覺得他很和氣、善良，就大膽地跟他說：“我肚子餓！”
不久，他叫人端了一碗麵給我，真是美味無比。我吃過以後，他又來看我。這時候律航法師已因政府知道是一場誤會，早就被釋放出去了，但是裏麵仍有二三十個出家人被關著，我也不好意思每天吵著肚子餓，隻有忍耐。
後來再見到這位警官時，我跟他說：“我們掛單在中壢圓光寺，如果我有被釋放回去的一天，歡迎你去看我們！”他聽了很歡喜。這位警官就是後來隨律航法師出家，並且創建淨律寺，在台灣很有名的書法家廣元法師。
在桃園拘留所關了二十三天，此中的屈辱也難以盡述。隻是現在回想起來，什麼也不複記憶，所記得的就是饑餓！每天早上醒來，我就盼望有東西可吃，到了晚上睡覺，也是饑腸轆轆，餓得難以入眠，很希望能有東西可以果腹。我想，所謂“餓鬼”，大概就是過著這樣的生活吧！
好在當時因為被逮捕的出家人太多，驚動了很多護法居士，包括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台灣省主席”吳國禎的父親吳經熊先生、“立法委員”董正之、“監察委員”丁俊生，以及趙恒惕、鍾伯毅居士等人。在各方努力營救下，我們這群出家人才能幸免於難，否則在台灣“三武一宗”的教難，恐怕又將再添一樁！
五
在中壢生活兩年，我就到新竹去了。在新竹也居住了一年多，為台灣省佛教會所辦的佛學院擔任教務主任。雖然沒有待遇，但三餐總能吃得飽，感覺溫飽就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直到一九五三年，宜蘭的居士成立念佛會，邀請我前往宜蘭，我應邀而去。到達之後，隻見在一個龍華派的小寺院裏，有三家軍眷各據一方，隻剩下小小的一間佛殿。他們在佛殿旁邊為我設立一個床位，要我留下來講經，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步上弘法之路。
一開始，我以二十天的時間講說《觀音菩薩普門品》。圓滿當天，並有一百零八人皈依。在那個時候的台灣，這已經算是盛況空前了。
創辦念佛會的會員當中，有慈莊法師的父親李決和居士，慈惠法師的父親張輝水居士等人。因為他們創立念佛會，要有很多人參加念佛，才能將法師留住，因此多方鼓勵自己的子女參加。也因此，我在宜蘭弘法期間，老、中、小的信徒都有。當中有一位才華橫溢的張優理小姐，擔任我的台語翻譯，後來她出家，就是現在的慈惠法師。
因為感於青年的重要，我先後成立學生會、歌詠隊、文藝班、弘法隊等，青年紛紛加入，一時之間也讓我感覺佛教充滿了蓬勃朝氣。因此盡管寺院破舊、設備簡陋，不但連一張辦公桌都沒有，甚至談話的客堂、座位也沒有，但我就在外麵的丹墀交代你做什麼、他做什麼，整個團隊裏的青年，大家都熱心無比，他們幫忙組織群眾，參與活動，跟我配合得非常好。
當時宜蘭中學的音樂老師楊詠譜先生，所教授的歌詠隊已經頗有成就。尤其我作詞、他譜曲，寫下很多佛教歌曲，包括《佛教青年的歌聲》《弘法者之歌》《菩提樹》《西方》，等等。此時的宜蘭念佛會，真可說是梵音繚繞，法音宣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