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二〇〇六年我在廣州中山大學的一場講演，承鳳凰衛視實況錄像轉播。二〇〇七年我在南京大學，受到校長、院長、主任等人的接待，作了一場講話。過去我在北京大學、武漢大學也作過演說，其中影響深遠的，要算長沙嶽麓書院講說“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那一次了。
嶽麓書院是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建於北宋開寶九年，為潭州（長沙）太守朱洞先生，繼承智睿法師等二位僧人在此建屋聚眾的基礎而創立。南宋著名的理學大師朱熹先生曾在這裏講學，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蔡鍔、譚嗣同、毛澤東等人，也都曾在此受業。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九日我應邀到此講演時，適逢天下雨，所有的教授、學生都在雨中聆聽，最是讓我感動。當天，吳伯雄先生、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教授，都在現場為我助講，稱得上是盛事一樁。
另外，在弘法生涯中，還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自從台灣有電視台開播以來，我以一個出家人的身份，第一個打破慣例，遊走在台視、“中視”、華視等三台，為他們講說佛法三十年以上，所講的“星雲法語”、“星雲說喻”、“星雲說偈”等，達數千條之多。
其實說到弘法，一個出家人隻要把寺院的行政辦好，能夠領眾有方，也就算是盡到弘法責任了。但是我的誌趣並不在此，我希望從事佛教教育，隻是礙於自己並沒有受過完整的社會教育，同時也沒有佛教的教育事業願意任用我。
既然教育的路一時走不通，那麼就來從事慈善事業吧！怎奈自己囊空如洗，也沒有支持我的因緣。想想，隻有走上“說法度眾”一途了。因為講經說法不需要什麼人幫助，隻要自己隨意在街頭巷尾站下來，就可以和民眾講話；即使借用神廟的廣場弘法，隻要花個十二塊錢，向電力公司申請一盞電燈，也就可以集眾了。甚至哪怕遭到警察的幹涉，第二天也可以再換另一個地方弘法。於是就在這樣的信念，以及感謝各種因緣成就下，我走上了弘法之路。
我一生弘法，始終有個信念，就是要弘揚“人間佛教”。這固然是因為自己的性格近於人間，再一方麵，我長期從事弘法布教，這當中與其說我增長了信徒的信心，其實更重要的是，信徒們也告訴了我“他們需要什麼”。
記得一九四九年夏天，我在高雄鳳山的露天廣場，講說“如何醫治人生的大病”。當天講演，從晚間七點講到十一點，真像馬拉鬆賽跑，已經整整講了四個鍾頭，可是現場聽眾的情緒沸騰，使我欲罷不能，一再喊著：“請再繼續講下去！”我一向很懂得“見好就收”，除了那一次以外，之後的弘法就很少再有超過兩小時以上的情況發生了。
在我一生的弘法道路上，其實神道教對我幫助很大。因為台灣所有的神廟廣場都是“來者不拒”，並不限定什麼人，隻要你來商借，他都樂意提供給你使用。台灣各地的廟觀廣場，諸如萬華的龍山寺、新竹的城隍廟、台北的指南宮、玉裏的華山宮、北港的朝天宮、高雄的三鳳宮等，我都曾經借用作為弘法場所。另外，像各地的圖書館、學校禮堂、工廠，尤其監獄是我弘法結緣最多的地方。
可以說，自從我到宜蘭，正式踏上弘法之路以來，一路從山區講到平地，從廣場講到禮堂，從工廠講到學校，從監獄講到國家殿堂，從寺院講到講堂，從省內講到省外。我曾經接受“法務部”的聘請，擔任正式的監獄布教師，台灣全省的監獄，我不止一次前往弘法，主持皈依，或是個別與受刑人談話。
我自己在說法時，也經常深思一個問題：佛法不是為自己而講，佛法是要講給人聽的！因此我一生弘法，一直很重視“契理契機”。然而所謂“契理容易契機難”。尤其佛光山開山四十年來，不斷有各行各業的團體上山，例如教師協會、作家學會、新聞媒體、農田水利，乃至演藝、外交、經濟、財政、國際人士等。各種團體來山，都要找人開示，為了要講說與大眾能相契的佛法，我經常挖空心思，費心思索。
多年來我講演的對象與內容，包括對青年談“讀書做人”，對婦女談“佛化家庭”，對老人談“安度晚年之道”，對兒童談“四小不可輕”，對建築業談“命運的建築師”，對企業人士談“現代管理學”，對美容師談“美容與美心”，對文藝作家談“文學之美”，對科學家談“佛觀一缽水，八萬四千蟲”，對宗教界談“宗教之間”，對政治界談“佛教的政治觀”等。
說到政治，其實我並不喜歡政治。隻是我生長在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我和政治脫離不了關係。曆年來，就拿高雄市來講，曆任的“市長”，如許水德、吳敦義、謝長廷先生等，他們經常帶領一級主管上山參加講座。其他如台南等各“縣市長”，也經常像這樣在佛光山舉辦“幹部會議”，同時聆聽佛法或參禪等。
邱創煥先生擔任“省主席”時，曾經多次把“縣市長”、“議長”等，集合到佛光山參與講座；林豐正先生擔任“台北縣長”時，有感於台北縣的外來人口過多，流動性太大，特地邀請我在台北縣的體育館，對萬名縣民講說“安住身心之道”。
多年來，我在台灣弘揚“人間佛教”，繼而從台灣跨步走向國際，也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為了讓佛教能走上國際化道路，我經常應邀在世界五大洲弘法，諸如澳洲悉尼市政府大禮堂、歐洲巴黎歌劇院、美國林肯中心、加拿大多倫多藝術中心、巴西SE大教堂、日本國會議事廳、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大講堂、馬來西亞東姑禮堂等地，我都曾講演過。馬來西亞檳城首席部長許子根，甚至發願要為我建一座可容納兩萬人以上聽講的大禮堂。
平時我在世界各國講演，除了現場有當地的語言翻譯之外，事後的講演記錄，乃至我的一些著作，也被翻譯成英文、日文、韓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法文、印度文等多國語言，同時被某些大學用來當做教材。例如，宜蘭大學便將《人間佛教》列入通識教育的課程中。
此外，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尤其二〇〇五年五月，美國國會圖書館正式在《國會圖書分類法》之佛教分類號下，為佛光山及我的作品設立單獨號碼，並將《人間佛教》及《佛光山教團》正式編納入《國會圖書館主體標目》之中，可見人間佛教已經受到普世的重視。
最近知名教育家陳之藩先生寫信給永芸法師，談到要我把多年來弘法的文稿，乃至寫作的文章，翻譯成法文或英文，他認為應該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實慚愧之至，我何人也？平時舞文弄墨，隻是為了宣揚佛法也，哪敢躍登龍門呢？
在弘法的生涯中，我感歎自己像江海中的一粒沙石，激不起海洋的一絲漣漪。我覺得佛法的弘傳，要由上而下。綜觀曆史上的各朝各代，如果帝王信仰佛教，那麼佛法的弘傳就會快速地普及，甚至像佛世時，也有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等人的護持。但是現在我們都是由下而上，就是使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沒有辦法獲得社會的重視，政府對佛教總是“取締有之，維護很少”。
尤其，長期以來媒體對佛教的偏見。他們認為隻是報道一些社會正麵的好事，報紙沒有人看，因此喜歡報道負麵的消息，哪裏有鬥爭，大家莫不爭相報道。佛教中如果稍有弊端，媒體更是樂於誇大宣傳，反而平時正經的講演弘法，即使是數萬人的聚會，媒體也不會青睞，根本不會把它當成一回事。
不過，近年來情況已稍見改善，不但佛教的大型弘法、座談等活動，能在報紙、電視上博得一些版麵和畫麵，偶爾一些評論性的文章或節目，提到佛光山，總結一句話，都說“佛光山是一個正派的佛教團體”。能獲得社會如此的評價，我可謂於願足矣！
其實，佛光山多年來努力、辛苦弘揚人間佛教，目的隻希望佛教能維護社會秩序、淨化社會人心、改善社會風氣、端正人生行為，這是佛教應負的社會責任，也是佛教對國家所能作出的貢獻。
過去東南亞的佛教，數百年來都是靠著一些老公公、老婆婆，他們在隨同兒女漂洋過海移民到東南亞的同時，也把佛菩薩的聖像一起帶過去，所以才有現在的東南亞佛教。
現在台灣的佛教很興盛，台灣現在有百萬人在大陸經商，這些台商們有把台灣的佛教傳布到中國大陸嗎？我自己一向有“立足台灣，放眼中國，前瞻世界”的理念，因此趁著現在是兩岸都同意宗教交流的時刻，我指派不少青年到大陸各大學接受教育，同時鼓勵大陸青年到台灣的佛光大學、南華大學修學。
我自己多年來更是一再努力，盡量不辭勞苦地到大陸弘法，除了曾經在上海、南京、揚州、杭州等地，隨著佛光山梵唄讚頌團的表演而隨機弘法以外，也曾在各大學講演。
一直到了今年，蘇州寒山寺把他們的“和合對鍾”，贈送其一給佛光山，作為和平的獻禮。這口鍾由於唐朝詩人張繼的一首《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鍾聲到客船”而名聞世界。
現在寒山寺以“和平”的名義分燈台灣，希望通過宗教交流，促進兩岸和平，因為兩岸為了“統獨”問題而戰火彌漫，實非全民之福；反之，兩岸能相互和平，彼此和諧，才是全民馨香祈求之事。
我雖然不善賦詩，為了此一盛事，不禁也口賦一首：兩岸塵緣如夢幻，骨肉至親不往還；蘇州古刹寒山寺，和平鍾聲到台灣。承國家宗教局葉小文局長也和我一首：一灣淺水月同天，兩岸鄉愁夜難眠；莫道佛光千裏遠，兄弟和合鍾相連。
假如說我弘法的成就，真能達到“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目標，那麼同為炎黃子孫的十三億人，我怎能不將佛法均沾他們，滋長他們的性靈，以期帶動中國未來和諧社會的發展呢？
回首自己一生弘法的心路曆程，有時候感覺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芒雖然弱小，但總是努力地在閃耀；又像天上的白雲，盡管飄浮不定，但是在無限時空中，一顆顆星星，一片片白雲，所結合起來的“星雲”，卻是能超越時空，亙古長存。
在弘法的路上，我如此自我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