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餘仁溥也是一個歌唱高手，還有程鬱尊、李浩然、鍾鈞梁，都是宜蘭念佛會的成員，也都是講座中的台柱。當然，其中對我幫助最大的，還是要數李決和及林鬆年居士了。他們兩人分任宜蘭念佛會的弘法主任和總務主任，熱心而有恒心毅力，很能負托。所以我在宜蘭終能把佛教弘揚出一片天空來。
我初到宜蘭時，有一批優秀的青年跟隨我學佛，後來出家入道，這是我在宜蘭弘法的另一項成果。例如，佛光山繼我之後擔任第二代、第四任住持的心平和尚，就是宜蘭人；慈莊、慈惠、慈容、慈嘉、依空法師等人，也都是宜蘭優秀的青年。
乃至林清誌、林秀美居士，他們都是我學生會的學生，後來每周到監獄義務弘法，三十年從未間斷。現在林清誌是宜蘭大學的教授。張肇居士也是學生會的學員，高中教職退休後，現在發心在佛光大學照顧園藝，其夫人張黃素貞在佛光學舍負責典座。
二〇〇六年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弘法屆滿三十周年，宜蘭歌詠隊特地在講座中高歌一曲，後來又在高雄演出一場。現在這些隊員們都已是白發皤皤，年近七十高齡了。想當初他們是一群可愛的青年，跟隨我的弘法腳步，真是南征北討，上山下海，走遍鄉村廣場，到處弘法布教。
在五十年代，台灣還沒有電視。每回到鄉村廣場布教，由於我們有幻燈機，錄音機，有歌聲，有講座，所以內容精彩豐富。每場都受到鄉民的熱烈歡迎。
這許多青年隨著我弘法，每次在我講演開始前，都會拿著鑼鼓到大街小巷去敲打宣傳，說明今晚在哪裏弘法；或者乘坐三輪車，車上綁個喇叭，穿梭在大小巷弄裏廣播。
當時的廣播詞：“咱們的佛教來了！”讓我聽了很受感動。因為在那時，佛教信仰低迷，尤其受到基督教強而有力的排擠、壓迫。所幸當時有慈航法師的肉身不壞，有詹煜齋成立大專佛學社團的獎學金，以及曾任孫中山先生軍需處處長的朱鏡宙和周春熙居士成立的台灣印經處；乃至李炳南、許炎敦、董正之、丁俊生、周邦道等居士，在台中辦有蓮社及編輯佛教雜誌等，總算讓佛教也能有一方生存的空間。
尤其，孫立人將軍夫人孫張清揚女士和國民黨元老李子寬居士，以舊台幣一千五百萬元買下善導寺，作為台北市佛教會的中心。台灣佛教於是有了些許的活動。後來“中國佛教會”與“內政部”交涉，每年輪流在一間寺院傳授三壇大戒，佛教就這樣更加如火如荼地發展開來。再加上我們宜蘭佛教的青年會、歌詠隊、弘法隊，到台北錄影，灌製唱片，或在電台製作廣播節目，乃至隨喜隨緣地在鄉村弘法布教等。佛教這才慢慢地正式走向社會。
我最初在台灣弘法，並非一帆風順，甚至可以說是挫折不斷。記得當年宜蘭青年鄭秀雄先生在台北師範學院（今台灣師範大學）讀書，要我前去主持講座。海報已張貼出去，我也從宜蘭到了台北。但是當天鄭秀雄跑到車站，跟我說：“師父，對不起，講座的海報貼出以後，學校下令取消了。”
由於這次事件，引發之後好多年，佛教都不準到學校講演。但是盡管如此，我仍想辦法解決困難。我邀請牟宗三、唐君毅等儒學大師，到台灣各大學講演，甚至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水野弘元到台灣大學講演。雖然他是一名僧侶，但也是國際知名學者，台灣大學沒有辦法拒絕。我心想：台灣的土和尚你們不歡迎，日本的東洋和尚，總該可以了吧！
在我弘法的過程中，感到最棘手的事，應該要算與警察捉迷藏了。舉個例子演：有一次，我在龍潭一個村莊布教，廣場上有數千名聽眾，大家正聚精會神聽我講說，忽然身邊有個聲音傳來：“下來，下來！”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名警察，他叫我下去。我想講演正在進行中，台下那麼多聽眾，我怎麼能下去呢？但是警察執行公務，也不能違抗。於是我請慈容法師上台帶大家唱歌，我下去和警察講話。
我下去之後，問他：“你要我下來做什麼？”
他說：“立刻解散，停止講演。”
我說：“不行呀！是我邀請大家來聽講的，你要我停止講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
警察當然不敢上台宣布講演停止。正在僵持時，我說：“你讓我上去講，隻要我講完，自然就會解散，不會有事的！”
警察隻有低頭垂首，不再講話。我趁此機會又上台繼續講。當我講完之後，大家當然也就自然解散，總算相安無事，圓滿結束。
另外有一次，我到花蓮弘法。事前三輪車出去廣播，說明今晚七點半，某人在某某廣場弘法……
警察得到訊息後，即刻到處找我。我也知道沒有辦法躲避，隻有單槍匹馬走進警察局。警察見了我，質問道：“誰叫你宣傳，要在花蓮集眾弘法的？”
我當即說：“我在台北每天都集眾弘法，花蓮又不是什麼化外之區，為什麼就不可以呢？”
他聽我說是“台北來的”，那個時候所謂“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我從台北來，他不知道我的底牌，怕會無端生事，或者得罪什麼人物，因此自己製造台階下，就說：“你要把秩序維持好！”
我隻有諾諾應命，當然也就得以順利在花蓮弘法了。
還有一次，我在宜蘭念佛會的講堂播放日本幻燈影片。這件事在當局看來，也是大逆不道。於是有個派出所的警察，下令要關閉我的講堂。我知道他是嚇唬我的，隻要跟他說幾句好話，也就沒事了。但是過了沒多久，有一天，警察局叫他來跟我借講堂，當做考試的考場。我拒不出借。之後警察局局長親自登門商借，我滿口答應，並且告訴他，之前所以不借，是因為你們有一位警察，一再幹擾道場集會。
第二天，這位警察就被調到太平山去了。後來，他回來見到我，說我太厲害了。我想想也是的，為了弘法，需要如此與公務人員為難。不過在我初到宜蘭時，他經常在旁邊監視我。我想他在主管麵前打我的報告，應該也是為數不少！
此外，一九六三年我在高雄創建壽山寺，五層樓的寺院才剛建成，“高雄要塞司令部”就以建築超高為由，下令要我拆除。那時軍令如山，一般民間都不敢申訴反駁，即使“市政府”也沒有辦法抵擋。因為軍事第一，凡是軍事需要的，民間都得讓步。
乍聽剛建好的壽山寺，馬上就要被拆除。我心想這固然是法運不濟，自己也太沒有福德因緣，太沒有麵子了。
正當信徒們焦急、求助無門時，我拿了身份證，直闖要塞司令部。我在門口登記後，進到裏麵就問：“是誰下令要拆除壽山寺的？”
一位上校軍官站了起來，說：“是我！”
我當時很冷靜地跟他說：“你要拆除壽山寺，我是一個出家人，這個寺院不能住，就住到別的寺院去；但是你拆除寺院的後果，我必須告訴你。你要知道，壽山寺是多少高雄市民捐款所建，你拆寺就等於拆他們的房子。不但會引發民怨，尤其萬一事情喧騰開來，被記者照一張相片登在報紙上，隻怕國際輿論會認為台灣對宗教也太不尊重了吧！再說，前不久越南‘總統’吳廷琰之所以被推翻，就是源於他燒毀佛教教旗，導致民怨沸騰。我不忍見到那種後果，所以來給你表示意見。”
上校一聽，十分驚慌，馬上問我：“那要怎麼辦呢？”
我說：“你隻要發個公文給‘高雄市政府’，要他不必拆，不就沒事了嗎？”
他即刻回答：“我照辦！”
漫天的風雲就這樣煙消雲散了。
其實，在我的弘法生涯中，也遇到很多溫馨而有人情味的事。例如我到彰化田中講演，他們把神明都抬出來迎接，甚至連“肅靜”、“回避”的牌子也出動了。我到溪州弘法，當時台糖總公司設在溪州，台糖的高級專員特地用火車，專車把我從南部接到溪州。我到花蓮富裏弘法時，當地是一個小鄉村，過去從來沒有人到此傳播佛法，但當地人們很熱情，特地裝了一個大喇叭，到火車站前唱著佛教歌曲：“苦海中一片茫茫，人生像一葉小舟，漂浮在海中央……”他們以我作詞的歌曲來迎接我，讓我不禁深受感動。
那時候我到處弘法，有時坐牛車，有時坐礦場的“輕便車”，有時坐台糖的小火車。甚至“國防部”曾經邀請我到三軍官校弘法，承蒙他們禮遇，讓我搭乘各種軍車、軍機、軍艦等交通工具。當然，在中國香港、泰國、美國，也都坐過直升機、汽艇、渡輪等。
近二十年來，我在島內外弘法，可以說都非常順利，尤其許多大學紛紛邀請我前去講演。例如，我在台灣的“清華”、“中央大學”作過演說，在台灣大學主持過“世界青年論壇”，除了在成功、中興等公、私立大學講演以外，甚至應聘擔任“中國文化大學印度研究所”所長，並在東海大學哲學係做過六年的客座教授。
島外大學部分，如美國柏克萊、西雅圖、加州、康奈爾、哈佛、耶魯大學等，都曾留下弘法記錄。乃至巴西的聖保羅大學，澳洲的邦德大學，中國香港的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學，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等，甚至歐洲的瑞典、瑞士、英國等多所大學，都曾前往結緣。不過，近年來由於創辦西來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我感覺時間實在不夠用，所以在各地學校乃至監獄的弘法，也就慢慢減少了。
說到弘法，比較值得一提的是，我把佛法從寺院帶入到“國家會堂”。最早我在台北中山堂、“國立藝術館”弘法，之後到台北“國父紀念館”，每年舉辦大型講座三天，持續到二〇〇六年，整整三十個寒暑；我每年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講演三天，每天都有數萬人聽講，到二〇〇六年也是整整二十年。
我在八十歲時，曾經宣布要“封人”，意思就是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與香港紅磡體育館的例行大型講座，因為年紀老邁，行動不便，所以到二〇〇六年為止，今後不再舉辦。但是這並不表示我不再接觸信徒，今後一些小型的講演、活動，我仍然樂意隨喜和大家結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