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這兩句話說明，“弘法利生”乃出家人應負的責任。隻是一般僧侶並不容易達到這種標準，他們大多數隻流於寺務照顧，或者遊方參學，頂多誦經服務；真正想要做一個弘法利生的僧伽，不但要有學問、德行，還要有人緣。
回想自己的一生，在大陸期間是我成長和學習的時期，在此也就不多贅述。但說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到了台灣，最初住在桃園縣，除了幫助掛單的寺院從事苦工雜務以外，一時隻覺前途茫茫，不知道未來希望在哪裏。自己既不願意從事經懺佛事，也無意於當家住持，因此想到，隻有寫文章投稿到報章雜誌，以言論來護衛佛教。
記得當時有位京劇名伶，在台北永樂戲院演出侮蔑佛教的戲劇，我毅然挺身而出，寫信公開向她抗議。其實我也知道，她隻不過像顆棋子般任人擺布而已，並非故意要毀謗佛教。但是正當我埋首為文護教時，一位老太太走過我的身旁，跟我說：“法師，你要去工作，不工作會沒有飯吃哦！”
當下我驚覺到，寫文章弘法，在寺院裏並不被認為是正當的工作，甚至他們還認為我是偷懶在看書、寫字呢。因此後來陸續在報章雜誌上投稿，都不敢公開在飯桌上撰文（當時沒有辦公桌），隻有找個隱秘的地方偷偷寫作。那時候《自由青年》《中華》副刊、《覺生》雜誌、《人生》雜誌等，都發表過我的文章。
當然，弘法並不一定隻限於撰文發表，還可以講經說法。但是當時並沒有這種風氣，也沒有人集眾講演，因此我先是應邀到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兩年後，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五月，由於宜蘭念佛會馬騰居士寫信邀請，開啟了我前往宜蘭弘法的契機。
說來慚愧，那個時候我連宜蘭在哪裏都不知道，後來一再延到十二月。正當快要過年時，李決和居士從宜蘭到台北，當麵邀請我。李居士是一位慈祥愷悌的中年紳士，一見麵我很自然就受其感染，尤其他那虔誠恭敬的態度，很讓人感動，因此，當下答應前往宜蘭弘法。
記得那是一九五三年新春過後，我從台北西站坐公路局的車子前往，沿途都是碎石子路。早上八點出發，一共開了三個半小時才抵達宜蘭。這是我第一次走進宜蘭雷音寺，也由此正式踏上了人生的弘法之路。
雷音寺坐落在宜蘭北門口的一間小廟，隻有二三十坪的小佛殿裏，大大小小供了一百餘尊佛道的塑像，旁邊幾間廂房已有三家軍眷居住了。我到達當天，看見佛殿前的丹墀裏正掛著春節未吃完的臘肉、鹹魚，同時還晾曬著一些婦女、兒童的衣服。整個雷音寺的外觀看起來，應該說比起中國過去的大雜院還不如。
我抵達時，並沒有人接待，自己默默坐在佛殿一邊的竹椅上。一直等到一位為信徒消災誦經的六七十歲的老尼師念完經，她看看我，又去念經。再過了一會兒，她才走向前問我。雖然我聽不懂她的話，但知道她的話意是說“你是來講經的嗎？”因此回答她：“是。”
過了十分鍾，她端來半杯水給我，沒有講話。不過我知道應該沒有走錯路，因為她能給我茶水，就表示好意，我隻有等下去。約莫坐了一個鍾頭以後，時間已是下午兩點鍾了，她才叫我到隔壁小巷子裏吃飯。飯桌是由兩塊木板臨時釘起來的，中間的隙縫至少有五公分寬；筷子、湯匙，也是她們用鉛皮自己製作出來的，可見老尼師們的生活非常清苦。
吃過飯後，她送我到一間與佛殿並排，用木板隔起來的小房間裏安單。裏麵除一張竹床、一台裁縫機以外，別無他物。由於我從早上直到此刻，還沒有上過廁所，四處張望，也沒有洗手間。不過我不用跟人說明，就一個人徒步走了十五分鍾，回到緊靠宜蘭火車站，也就是剛才下車的公路局車站上過洗手間，然後如釋重負般，歡喜悠閑地慢慢走回雷音寺，再次坐在竹床上靜待情況發展。
由於時近黃昏，房間裏的蚊子綿密飛舞，可以說隻要伸手就能抓到幾隻。我心想，過去佛陀為了弘法利生而“割肉喂鷹，舍身飼虎”，看起來今天我也非得用身血供養蚊子，以此跟它們結緣不可了。
就這樣一直等到晚間七點多，總算聽到佛殿裏有聲音問：“法師來了嗎？”回答的聲音很細小，不過不用講也知道，他一定回答：“已經來了！”大概又等了二十分鍾，聽到外麵人聲嘈雜，應該有一二十人。終於有人敲我的門：“法師，請你出來跟我們講話。”
當時正盼望著有人說話，聽到信徒請我，我便離開了黑暗的小房子，走到佛殿裏。在佛殿的一角，他們安排了一個小凳子，供做講者的位置，信徒則坐在木板釘成的拜墊上，聽說還是被軍眷搬去當枕頭，臨時再跟他們商議借來當座位。就這樣，我開始了在宜蘭第一天的生活。
宜蘭是一個淳樸的鄉村小鎮，雷音寺則是“龍華派”遺留下來的一間小廟，平時沒有僧人居住，偶爾有遊方的僧尼暫住，但是因為實在無法生活，隻得又再遊走他方。我到的時候，正是一位妙專老尼師被邀請在寺中住持。我在這裏講演二十天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先後經過四位翻譯，都無法稱職。最後有一位在稅捐處服務的張優理小姐，由於她口齒清晰，記憶力強，可以像錄音機一樣，把我的話原原本本用閩南話翻譯出來，是公論最好的翻譯。她就是後來出家，一直跟隨我翻譯五十多年的慈惠法師。
我講完《普門品》後，有老少信徒一百零八人皈依三寶，這也是我第一次為信徒主持皈依。當時我並沒有嫌棄雷音寺，但也沒有打算長久居住，因為這裏實在沒有居住的條件。於是講完經之後，我回到台北，和心悟、心忍兩位法師，同擠在圓山臨濟寺的一間小屋子裏。他們兩位是福州的同鄉，學問很好，不嫌棄而接受我成為朋友，總算讓我在台北也有一個落腳處。
但是就在我回到台北後，宜蘭信徒每天絡繹不絕地到台北，邀請我再回宜蘭。此中尤其是愛姑、免姑兩位老太太，她們虔誠的態度最令人感動。由於當時年輕，實在受不起信徒的恭敬、恭維，我於是允諾再回宜蘭。
我在宜蘭，沒有桌子可用，隻有將一台破舊的裁縫機，將就權充寫作的桌子；沒有凳子可坐，於是好幾個信徒湊了三十元，到監獄買了一張藤椅給我，坐起來感覺無比舒適。
我住的小房間裏，沒有電燈，但我不以為苦。因為過去我也沒有使用過電燈。記得我到雷音寺那年是二十七歲。在此之前，除了在南京華藏寺短期享用過電燈以外，在大陸住過的棲霞山、焦山、白塔山，乃至台灣中壢的圓光寺、新竹青草湖靈隱寺，也都沒有水電設施。
不過，信徒把我請回來，他們也很殷勤，都想為我解決困難，因此把佛前燈的電線加長，拉到我的房門口。盡管加長的電線也隻能拉到門口，隻得把電燈掛在臥室門口，但是我就這樣沾有佛光，每晚借用佛光讀書。雖然不能關門，好在這間小廟，晚間也沒有人走動。
後來，我發現在一個小鍋爐的後麵有一間小廁所。雖然使用時必須把鍋爐搬開，尤其廁所實在太小，連轉身都不容易，但總是解決了生活上的一個大問題。除此以外，在那段歲月裏，我是怎麼解決盥洗問題的，現在已經不複記憶了。不過那個時候隻要乘坐公路局的車子，就可以到礁溪洗溫泉，但是我從來不曾動過這個念頭。
我在雷音寺住下來之後，三家軍眷跟我互動良好。他們的態度都十分友善，甚至看我集合信徒共修活動，還主動表示會盡快搬離寺院。當中一位四川的陳存鋒軍官夫婦，之前已參加了一百零八人的皈依。一年之後最先遷離，接著他的親戚馬姓等兩家人也相繼搬遷。數十年後，就在五六年前，有一天我在榮民總醫院，忽然看到那位陳姓軍官，一口就叫出他的名字。他也感動不已，後來還寄了五千塊錢作為供養。我覺得自己這一生，經常遇到一些奇異的因緣；因為有很多好因好緣，因此感到人生真是無比美好。
自從這三戶軍眷搬走之後，整個寺院頓感清淨單純。看起來已經像個道場了，而且因為寺院空間增大，因此我就成立閱覽室，要大家來看書。另外還多了一間小客廳，可以談論佛法；也有兩間客房，雖然隻有四個榻榻米大，有時候也可以擠進三四個人掛單。
這時，相繼有東初、演培、煮雲、南亭法師，甚至章嘉活佛等人，我一一把他們請到宜蘭。這些大德每來宜蘭一次，我就增添一些廚房的碗盤用具，也增加餐廳的桌椅，甚至枕頭、棉被等生活用品。因為要接待貴賓，信徒們自然努力捐助，增購接待客人的設備。
另外，我還把美國的蘇悉地、法國的阿難陀法師，先後請到宜蘭弘法，讓宜蘭人大開眼界，原來不隻有年輕的外省和尚，還有外國的高鼻子、藍眼睛的比丘，一時整個宜蘭小鎮為之轟動。看到大家對佛教如此興味昂揚，我知道宜蘭的佛教已經慢慢在起步了。
這期間，我每個月必須從宜蘭回台北編雜誌，然後再從台北回宜蘭。每次來去，不管是從雷音寺走到火車站，或者從火車站走回雷音寺，一路上圍觀的市民很多。由於從小在叢林裏參學，一向注重威儀，所謂“行如風”，我走在馬路上都是兩眼平視，從來不東張西望，因此更加引起市民的好奇。
當時我心裏也很清楚，出家人身教重於言教。果然後來有人告訴我，每當我走路經過宜蘭電信局，裏麵值班的話務小姐們不接電話，紛紛放下工作，一起出來看這個外來的年輕和尚。她們從看我走路，也對佛教生起好感。可見佛門裏，僧相威儀，甚至連袈裟的一角，都能度眾。
就在我初到宜蘭的一兩年中，便陸續成立了青年會、歌詠隊、弘法團、兒童班，甚至創辦幼兒園，啟建講堂，並向“教育部”立案申辦光華文理補習班。“前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常委鄭石岩教授，就是當時補習班傑出的青年之一。
為了弘法，我把宜蘭中學優秀的老師請到補習班教書，還把蘭陽女中優秀的師生請來參加弘法隊、歌詠隊。另外，宜蘭農校、頭城中學都有師生前來參加團體活動。那時的雷音寺儼然就是宜蘭一所不具名的大學。
這當中，我最要感謝的是楊勇溥先生，他為我作了不少佛教歌曲，但是分文未取，甚至我好像連一餐飯都沒有請他吃過。現在流行的《西方》《弘法者之歌》《菩提樹》《祈求》《鍾聲》等，都是他為我譜曲，甚至幫忙教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