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出生在農村，從小在鄉下長大的小孩，十歲之前未曾走出家門十裏以外的地方，不但對世間事了解甚少，對佛教的情況更是一無所知。
所幸十二歲時投入佛門，在寺院裏生活，不但空間比家中大得多，同住的人眾也總在數百人以上，因此感覺好像一下子走進另外一個世界一樣。隻是寺院的規矩甚嚴，平時不但不準串寮，也不允許我們外出，更不可以嬉戲、遊樂。甚至我還被指定住在一間小房子裏，連天空都看不到，更別說室外發生的事情也是無從得悉；知識之淺陋，可想而知。不過所好的是，早晚的殿堂課誦、金碧輝煌的大雄寶殿，以及殿堂中間供著莊嚴的佛陀聖像，都啟發了我對佛教的信心。
我是在金陵棲霞山剃度的，所謂“六朝聖地，千佛名藍”，隻是我對這間古寺的地理、曆史與現狀，所知並不多，因為那個時候年齡實在太小，根本沒有辦法了解。
不過常住每年三月初三的春季香會，寺裏總要動員很多人出來幫忙灑掃環境、清理垃圾、引導信徒等。在參與工作中，我看到來寺的紅男綠女，由於這時仍屬新春期間，還有過年的氣氛，大家無不穿紅戴綠，打扮得花枝招展。這讓我眼睛為之一亮，我發覺世間還有很多像天人一樣美麗的人。尤其從他們的笑容中，我感受到拜佛的人身上都散發著一股祥和、善良與朝氣。我突然有所感：佛教本來就應該像這樣，應該莊嚴，應該美麗，應該雄偉才對，而不是像我每天關在一間鬥室裏，過著暗淡無光的歲月。
另外，來寺的信徒們為了表示虔誠，總會攜帶一些物品到大雄寶殿供佛。我無意間撿到他們包裝東西後丟棄的一張舊報紙，乍看之下，真是驚為天書。因為從舊報紙上，我以所識有限的幾個字當中，也讀懂了一些社會的動態，這讓我眼界為之大開，我看到了原來外麵還有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原來社會上每天都有許許多多的活動在進行著。
此中尤其報道了全民催促蔣介石展開抗日行動，號召中國青年要為國家奮鬥的消息。我雖然搞不懂誰是誰非，但報紙上呼籲年輕人要為國家犧牲奮鬥，讓我小小心靈裏忽然生起了“我也可以為佛教奮鬥犧牲”的念頭。
如今回想起來，一張舊報紙，以現代年輕人看來，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在當時卻是打開了我通向世界的一扇門窗。因為一張舊報紙，我的心靈覺醒了；因為一張舊報紙，我知道自己要“走出去”，要“與時俱進”，要替佛教作一些革新與奉獻。我想這時候“新佛教運動”的種子，已經悄悄地在我心中萌芽生根了，這大概也是我出家以來，對複興佛教最早的起心動念。
後來由於抗日戰爭爆發，棲霞佛學院裏屬於師範學院所擁有的圖書散落在各處。這時我們顧不得寺院規矩如何，便四處去搜集。因為參與搜羅的人多，撿拾回來的圖書多達幾大櫃，儼然就像一座小型的圖書館。
在同學當中，我是年齡最小的一個，平時在常住的寺務工作上，一個小沙彌根本派不上什麼大用場，常住的大職事於是指派我看守撿拾回來的圖書。所幸有了這項任務，讓我後來成為這所圖書館的管理員，並且得以飽覽群書。
記得我看的第一本書是《精忠嶽傳》，對於書中的文字、意義，雖不能全數了解，但對嶽飛的“精忠報國”，以及他的兒子嶽雲“雙錘大鬧朱家鎮”，乃至他的女婿張憲，與嶽飛同為抗金名將，最後卻一同被奸人所害。他們的愛國情操，他們所彰顯的英勇事跡，都讓我看得興味盎然，情緒高漲。
可惜圖書館中關於這類的書籍所藏不多，其他像《萬有文庫》及西洋我都看不懂，因此就盡量挑一些民間的通俗來看，如《七俠五義》《蕩寇誌》《封神榜》《隋唐演義》《儒林外史》《老殘遊記》等。後來圖書館裏的書，隻要我看得懂的，無不如饑似渴地大量閱讀，幾達廢寢忘食的地步。
一兩年後，我已經能讀懂《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以及《基督山伯爵》《少年維特之煩惱》《格林童話集》等中外名著。這座簡陋的圖書館成了我的知識寶庫，我從中擁有了金玉滿堂。這時我還沒有學到佛法，但能看到這麼多趣味橫生的書籍，書中人物的忠勇事跡，影響我的人生至巨。
後來，老師知道我喜歡看這許多，嚴厲禁止，他要我背誦五堂功課，要我研讀佛教書籍如《成唯識論》等。但因為佛學深奧難懂，找不到通俗易懂的教材可讀，反而是許多中國的文史作品，引起我的閱讀興趣，也慢慢增加了我的知識、啟發了我的思想。
那個時候，佛教界慢慢也有了善書的印贈，諸如《安士全書》《玉曆至寶鈔》，乃至《印光大師文鈔》等。雖然我也登記索取，但沒有看，對我並未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倒是後來得到一部慈航法師的講演集，對於慈老愛教護教的熱誠，我很受感動，認為值得學習。
另外，我從同學口中聽聞了太虛大師的名字，忽然生起跟隨之念，我想隻要能為佛教奉獻，即使粉身碎骨也絕不懊悔。尤其在學院舉辦講演比賽時，聽同學們慷慨激昂地發表他們願為複興佛教而奮鬥的呼號，我不禁也跟著熱血沸騰，恨不得衝向前去參加一份。隻是徒有熱情是不夠的，回到現實麵來看，複興佛教的基地在哪裏呢？我不知道！複興佛教的領袖太虛大師遠在重慶，也是遙不可及。但是此時我心裏很清楚，“複興佛教”已經是我們不容逃避的課題，我的雙肩應該要做好擔負這份責任的準備。
這時候我還在焦山佛學院就讀，基本上我的知識很淺薄，不過有些熱情為佛教的同學，他們都是我的善知識，如智勇法師，他的文、史、哲、佛學都好，尤其寫得一手龍飛鳳舞的好字，可以比美書法大家。另外他還有一身的好武藝，而且性格豪邁，富有正義感。我當然想要追隨他，但因他的個性剛直，做朋友可以，卻不是我理想中的追隨者。
不過，因為我們誌趣相投，就聯絡了一些也有心為佛教奮鬥的同學，如介如、慎如、普蓮、實權、能培、鬆風、鬆泉、惟春等，大家雖然分散在各處，但因誌同道合，因此時相以書信往來，互相唱和。
就在這時候，我忽然覺得在佛學院裏讀書無法一展抱負，因此萌念離開，想到更有挑戰性的地方去創造未來。因此我毅然放下學業，辭去《江蘇日報》文藝副刊的編輯，向師父要求回到祖庭去。
本來家師並不喜歡我，他覺得我愛向傳統挑戰，喜歡與傳統抗衡，但一聽說我想回祖庭，卻表現得無比欣喜，特地要我到南京，他要親自送我回祖庭。
我出家將近十年了，抗日都已勝利，但我還不曾回過祖庭大覺寺。然而我心所向往的祖庭也不是天堂，隻不過是簡陋鄉村的一間破舊小寺而已。平時由師兄軍冠法師領導四五個工人從事農耕作務。由於過去我在棲霞律學院，曾經有一位老師跟我們上過“農民學”，我對農業經營有一些概念，所以看到祖庭兩百多畝的地，我想，我們可以用現代化的農場模式來經營。
當我正準備規劃未來的時候，因緣真巧，這時候已即將過年，有一位任誌鵬先生得知師父回寺，特地來拜年。他一看到我，聽說我是從南京讀過佛學院回來的，就叫我擔任離寺不遠的一所國民小學的校長。
坦白講，我從小別說從未進過正式的學堂讀書，甚至連小學都沒有見過，怎麼能當校長呢？但是當下我並沒有推辭，我想自己總可以“做中學”。尤其此期我的新佛教理想是：自己要能自耕自食，並且還要能福利社會！我想到，有了農場，就能生產，福利社會；有了學校，就可以教化社會，對社會展開基礎教育，如此對佛教、社會都有貢獻，這樣的出家生活就有了意義，就有了目標，所以我欣然接受。
然而雖說自己從小生長在農家，對農耕生活略有記憶，但對於辦理小學，卻是所知不多。盡管過去在焦山佛學院就讀時，因常住辦有三所義務小學，每學期都會派學長出去見習教學；另外上海的南祥小學也一直希望有出家眾前去擔任助教。我雖然始終沒有獲得前往這幾所學校見習的機會，但心裏一直在醞釀，因此略有概念。
不過，光有理念沒有實務經驗也是不夠的，所以接受之後，隻剩一個月就要開學了，我隻好緊急請在上海、南京的朋友，提供給我一些關於“如何做個小學老師”、“如何擔任校長”的工具書。我得到朋友寄來的相關書籍，認真地閱讀、研究，一個月後我就上任當起校長來了。
這時師父已經回到棲霞山。隨著學校開課，苦難也來了，因為左近的學校經常舉辦國語、說話、作文、美術等各種比賽，紛紛來函要我們派人前去參加。我自己都還在學習中，哪裏能懂得那麼多的比賽？這還不打緊，這時國共內戰爆發，周遭不時傳來有人被暗殺死亡的消息，甚至在各地的同學、朋友，如鬆風、鬆泉在上海被逮捕，實權也在青埔被抓，罪名都是利用貼牆報、寫標語弘揚佛法。至於逮捕他們的是什麼組織，也都搞不清楚。
這時候智勇法師仗義前來學校，給我打氣，並且幫助我編《怒濤》月刊。因為我們感於佛教太守舊，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頑固、執著、鄉願，我們希望通過辦雜誌，能借助文字的力量來改革佛教，為新佛教的理想大發獅子吼。因此當《怒濤》一出刊之後，就如“洪水猛獸”一般，大大地震驚了佛教界。
好在那時我們是在宜興偏遠地區，不至於招來佛教人士的攻擊，但是戰爭帶給我們這一代青年的苦難，卻是紛至遝來。我的許多同學在各地被捕、被打、被刑罰，但是我知道，我們彼此是誰也救不了誰。甚至有一天，半夜之中有幾十個大男人，拿著長槍短刀對著我，我也被捕了。至於是什麼人抓我的，不敢詢問，也不能有什麼動作，隻是眼看著一起被捕的同伴當中，今天被帶出去槍斃兩個，明天又有三個被砍頭。好在我有一個可愛的師兄，他花錢買通獄方人士救了我，我才免於一死。但這時我做了一年多的小學校長，眼看著實在做不下去了，隻好跟智勇法師商量，一起回到南京。
於是囊空如洗的我們，隻有帶著幾本才發行十幾期的《怒濤》月刊，踏上了往南京的道路。所幸天無絕人之路，有一位南京華藏寺的退居蔭雲和尚，由於他的繼任者生活不知檢點，把一個曾經擁有學校、書店、水廠的大規模寺廟，揮霍殆盡，土地變賣到所剩無幾。蔭雲和尚於是找我們去負責，我們也正在走投無路，便欣然前往。
我與智勇法師商量，誰做住持，誰任監院。智勇法師說我身材比他高大，比較像住持；我說您的學曆、能力超過我許多，您才像個住持。最後約定名分不計，兩人共治華藏寺，把這裏當做推動新佛教的基地，一時能培、惟春、淨山都從各地前來，實權也從普陀山趕來聚會。
但是，大家聚集以後，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華藏寺已住有二十幾位住眾，他們以經懺為業，盡管我們言明互相尊重，互不幹涉，但這群僧眾除了念經拜懺以外，經常不做早晚課，有的連佛殿在哪裏都不知道，有時候甚至夜不回寺，平時在房間裏更是喧嘩唱歌，並且帶回一些軍人、警察等，男男女女來往不斷，進出複雜，整個寺院簡直像是個大雜院。
我們一群熱血僧青年，當然看不慣這種生活，迫不及待地要為寺院樹立新風氣，於是訂定僧伽規約。例如，所有住寺的人必須做早晚課；社會、寺廟有別，非僧眾不可安單寺院；三餐不準自製飲食、不準從外麵購買食物回寺，一切由常住供應；進出山門必須經過請假；每個月的單銀、錢，隻給一半，另一半由常住代為儲存，將來離寺時再發還帶走……
新生活規約發表以後，起初並沒有引起他們的抗議，他們也知道我們是一群有著新佛教思想的人。但時日一久，抗爭的行為還是難免。於是我們就以寺中經濟困難為由，每天隻吃稀飯，希望讓他們吃不習慣而自動離開。
這時正逢徐蚌會戰失利，南京戰局不穩，過去暫住寺院的軍人眷屬紛紛撤離，前往四川、廣州、台灣等地。但是他們臨走之前又把房間廉價出賣給後來者，我們一群革新派的正愁房間不夠用，就阻止他們不當的行為。但寺裏數十名經懺派的一致站在他們那一邊，替他們搬家、通風報信，寺中就分成新僧與舊僧兩派，一所寺廟已不像個寺廟，每天警察、憲兵川流不息，黑白兩道在裏麵公然活動，當局自顧不暇，哪有力量來保護我們呢？所以注定我們的新佛教運動，必然要遭到失敗的命運。
後來國共協商，傅作義在北京主持和談會議，我們以為有了一線希望。但是和談破裂，這時智勇法師花了幾個月召集的“僧侶救護隊”正想付之行動，誰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隻有毅然出麵，接下任務，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後，就求救於師父。師父說：“你們要救護傷亡，必須經過軍隊訓練！”於是便委托孫立人將軍幫助我們，我們因而得以順利成行到台灣。
就這樣，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在一個寒風細雨的日子裏，我從南京搭乘京滬線火車到上海，由黃浦江乘船到台灣。在船上搖呀搖的，但是台灣究竟在哪裏？我不熟悉，甚至直到在基隆港上了岸，我還完全不知道即將麵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不過，既然已經到了台灣，對台灣的佛教界也不能不作一些了解。據我所知，台灣的佛教是在鄭成功光複台灣前後，由閩南僧侶到台灣開創的。根據統計，在有清一代，台灣境內的純佛教寺院有一百多所，此中以創建於一六六二年的台南竹溪寺曆史最悠久，是台灣最早的佛寺，與開元寺、法華寺並稱為當時台灣的三大名刹。從清末到日據時代，整個台灣佛教以福州湧泉寺的僧侶為主流，他們發展出大崗山、觀音山、大湖山、月眉山等四大派係，都是仿效大陸的寺院建築，也是台灣初期頗具規模的道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