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台灣佛教出家眾不多，受過教育的為數也少，但大家都是持戒嚴謹的本分出家人。隻是後來台灣割讓給日本，慢慢地有些台灣人士改當日本和尚，有的人轉而信仰日本佛教，如日本的東海夷成在南部廣結善緣，為日本佛教攝受了不少台灣佛教信徒。當時也有一些台灣人反日，如餘清芳、羅俊、江定等人，他們結合宗教信仰的力量，大舉進行抗日行動，史稱“西來庵事件”，雖然死傷慘烈，犧牲很大，但也因此掀起一股極大的抗日風潮。
後來對日抗戰結束，台灣光複了，大陸的和尚紛紛到台灣，如大醒、南亭、慈航、東初、章嘉活佛、白聖等，乃至後來我們僧侶救護隊的數十名年輕人也一擁而來。最初大家投靠無門，後來為了生存，隻有各奔前程，各自尋找安身之處了。
我在僧侶救護隊紛紛離散之後，心想自己也得找一個棲身之處，這時在台中寶覺寺擔任監院的大同法師是我的學長，因此想去投靠他。但是當我到達台中時，他已經因為被指有匪諜之嫌而遠赴香港了。之後我找過白聖、大醒、慈航法師等人，但都因緣不具。
後來到了中壢圓光寺，遇到妙果老和尚，他不失為台灣佛教界的一位長者，滿麵笑容，滿口和氣，承他收留我，我就這樣跟隨了他。但因為我沒有台灣的入境證，無法報戶口，所幸吳伯雄先生的尊翁吳鴻麟老先生，當時是台灣“省參議會”的“參議員”，也是“警民協會”的會長，由他出麵具保，幫我報了戶口，我因此得以在台灣立足，所以我和吳伯雄一家世代就這樣結了深厚的因緣。如果沒有當時這一段因緣，真不知道自己現在會在世界上的哪個角落漂泊，或者在陰間的哪個閻羅殿裏往來。
我住在圓光寺，每天忙於打掃環境、清洗廁所、司水、采購等，以勞役作務來服務大眾，終能獲得暫時的安頓。隻是妙果老和尚雖然讓我生活無憂，卻不能保障我安全無虞。因為陳辭修先生主持的台灣“省政府”，有一天忽然下令，全麵逮捕由大陸到台灣的出家人，慈航、律航法師等人都因此入獄，我也被關了二十三天，這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牢獄之災。
由於我被警察逮捕，因此才剛編了一期的《覺群》雜誌就此夭折了。《覺群》是上海市佛教會所發行，旨在宣揚太虛大師革新佛教的思想，後來秘書大同法師把它帶到台灣，一時無人編輯，就由我上陣主編，沒想到才編了一期就無疾而終了。
說到太虛大師，當一九四五年對日抗戰勝利後，太虛大師隨“政府”還都南京，在焦山舉辦“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當時我有幸參加，恭逢其盛，知道佛教要革新，應該從佛教會開始整頓起。而這時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也預備在南京成立第一屆大會，擬推選太虛大師擔任會長。隻是很不幸的，太虛大師竟在這個時候於上海圓寂。消息傳來，我感到“人天眼滅”，好像佛教的末法時代來臨一般，覺得世界暗淡無光。
本來我覺得太虛大師有條件當領袖，我也願意追隨他，沒想到忽然之間希望幻滅，因此多日裏我茶不飲，飯不思，整個人失魂落魄，真是“如喪考妣”一般。後來覺得佛教也不能隻靠太虛大師一人，便把希望轉寄到在斯裏蘭卡大學教書的法舫法師身上。
當時我已經到了台灣，雖然並不認識法舫法師，但憑著一點熱情，我不斷地以函電催請他到台灣，希望他能擔任“中國佛教會”的會長，由他來挽救佛教。然而遺憾的是，不久之後聽說他被人暗殺了，死在教室的走廊上。其時我人在中壢圓光寺，得知消息，再一次感到如天崩地裂一般，三天裏粒米未進，鬱鬱寡歡，自己躲在一個小房間裏哭泣，我為佛教今後不知道要靠誰來領導而感到憂傷。
法舫法師出身閩南及武昌佛學院，留學過印度，是太虛大師座下第一弟子。他的溘然去逝，給我感覺就如過去皇朝時代找不到繼承人一樣，覺得是佛教的一大不幸。而當時的台灣佛教界，除了慈航法師有新意、東初法師有理想之外，其他大都是佛教的保守派。尤其這時台灣的神道教盛行，很多人根本分不清神與佛，平時隻知道拜媽祖、王爺，根本不知道佛是何名，教是何義！
因此，當我出獄之後，所謂“江山易改，稟性難移”，我仍然不改原有的誌向，繼續編輯雜誌，並且寫文章投稿到各報章雜誌，也為電台撰寫廣播稿。尤其一九五〇年，妙果老和尚擔任新竹佛教會理事長，管轄桃、竹、苗三區的佛教事務。當時整個台灣佛教界幾乎找不到一個會寫公文的人，妙果老和尚要我擔任他的秘書，後來又奉他指示，住到苗栗的山林裏，在深山野外與竹林為伍，整整三個月之久。
這時台灣民間盛行“拜拜”，“政府”當局未能深入了解民情，隻是一味地嚴格取締拜拜。對此我期期以為不可，因為拜拜不僅是民間信仰的基礎，也是過去農業社會遺留下來的風俗，許多人利用這一天的集會慶祝，互相聯誼，借以擺脫工作壓力，使身心得到紓解，自有其存在價值。
再說，當時一些高官大員，他們上舞廳跳舞、喝酒、玩樂，這跟“拜拜”有什麼不同？民間拜拜的風俗雖然不符道德建設的範疇，不是純正的宗教信仰，但是一次拜拜過後，人民可以為了明年，甚至為了來生更幸福而辛勤努力；如今隻準高官吃喝，不準百姓拜拜，我深感不以為然，所以為文呼籲，建請以“改良”來代替“取締”拜拜。這個提議承蒙主政當局接受，我想對於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也不無貢獻。
另外，京劇名伶顧正秋女士，她主演的戲劇有辱佛教，我在雜誌上發表文章衛教；台大的林曉峰先生譏評佛教是神道教，我也為文駁斥。甚至當時社會上常有一些人批評佛教是消極、出世、不事生產等不符事實的毀謗，我也經常跟他們打筆戰。我總是盡己所能地通過文字來弘揚佛法、護持佛教。
直到一九五一年，我應大醒法師之邀，到新竹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為了加強講習會的師資陣容，我邀請“中國石油公司”苗栗出礦坑研究所的幾位科學家，如李衡鉞、程道餘、許魏文等大學教授，利用周日到講習會上課。我和這些知識分子因此相交往來，故而得以涉獵一些現代的科學知識。甚至當中有一位新竹師範學校的關凱圖老師，到講習會教授理化和曆史。授課之暇，他教了我六個月的日文文法；因為這個因緣，後來我把日本森下大圓教授所著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翻譯成了中文。
除了教書、寫作之外，在當時的大環境下，事實上也不容許我們有多大的作為。據說在我掛單中壢圓光寺期間，每天上街采購都有人跟蹤；後來我到新竹，偶爾外出弘法，也必須事先到派出所報告、備案。基本上，來自政治的壓力，讓佛教毫無喘息的空間，很多由大陸來台的優秀出家人，不得不被迫還俗，另謀出路，甚至更多人最後投靠香港的豐道山，這是基督教成立的，專門用來吸收佛教僧侶的機構。
當時佛教的社會地位低落，出家人不受尊重，一般商家隻要見到出家人，總認為是來化緣的，都是說：“老板不在家！”出家人在社會上難以立足，到處被人瞧不起。我們眼看著佛教的處境堪慮，內心的苦悶無處宣泄，真不知伊於胡底，哪裏還能對新佛教有什麼想法呢？
所幸這種情況到了一九五二年的冬天，我應邀到宜蘭雷音寺弘法時，終於開始有了轉機。當時雖然政治氛圍依舊濃厚，佛教的發展仍屬嚴冬季節，不過我的新佛教運動總算有了伸展的空間。
初到宜蘭時，我除了每期為《覺群》與《菩提樹》雜誌各寫兩篇文章以外，其他大部分時間都是應邀到台中、雲林、虎尾、嘉義等地的城隍廟、媽祖宮布教。後來慢慢地，我通過成立國語補習班、文藝寫作班、青年團、組織佛教歌詠隊等方式，接引了一批有理念、有熱情的年輕人到雷音寺學佛，如心平、慈莊、慈惠、慈容、慈嘉等，他們跟著我下鄉弘法，到電台、監獄布教，以及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等。後來他們甚至出家，幫我創建佛光山，並在佛光山“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的四大宗旨下，辦理佛教學院、重編《大藏經》、出版各種佛書，以及從事養老、育幼、恤貧、醫療、賑災等慈善工作，開始推動各種弘法事業，舉辦各種弘法活動。
當時我的想法是：佛教一定要創辦各種事業，有事業才能接引青年進入佛門，才能留住人才；有了人才，佛教才能發展，才能福利社會，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所以我喊出“佛教需要青年，青年需要佛教”的口號，我認為彼此是相需相成的。
果真，這批優秀的青年並沒有辜負我的期望，他們加入佛教的弘法行列，成為佛教的中堅幹部後，誌氣昂揚地跟著我展開各種弘法活動，大大地拓展了弘法空間，並且接引愈來愈多的社會人士信仰佛教。慢慢地，有了廣大的信眾作為後盾，我的新佛教運動終於得以一步一步地實現，終於能夠逐步改革舊有佛教的陋習，而讓佛教走上年輕化、知識化、現代化、人間化，甚至成為國際化的佛教。
隻是這個過程說似簡單，實行起來卻是阻礙重重，例如，最初我主張佛法要下鄉去，要讓佛教走入工廠、學校、機關團體裏，因此經常帶領青年到街頭布教、到鄉村弘法。當時舉凡媽祖宮、城隍廟的廣場，以及鄉下人家的曬穀場，我們隻要把汽油桶往場中一擺，上麵放兩塊木板，就是弘法的舞台。
但是這麼單純的布教活動，卻經常遭到警察的阻撓，以及教界的杯葛，可以說每回出外布教都不容易，不但要跟警察捉迷藏，還要排除種種的障礙。因此每次弘法前，團員們開著廣播車到街上宣傳，我聽到他們熱情地呼著口號：“咱們的佛教來了！”都會從內心裏湧現出一股莫名的感動。
在當時的客觀環境下，一方麵因為政府實施戒嚴，加上基督教的打壓，佛教的弘傳空間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但是為了新佛教的實現，也隻能一一去突破。例如，最初我想在電視台製播弘法節目，卻因當局一句“和尚不能上電視”而夭折。可是我並未因此而氣餒，我相信“隻要有佛法，就會有辦法”，於是幾經再接再厲，最後終於在一九七九年首開電視弘法之先河，於“中華電視台”製播了佛教史上第一個電視弘法節目《甘露》。
之後，我又陸續在“中國電視公司”及台灣電視公司，製作《信心門》《星雲禪話》《星雲法語》《星雲說偈》等節目。我不但成為第一位進入電視台弘法的出家人，而且打破當時三台的默契，首開遊走三家無線電視台製播節目的紀錄。後來佛教界紛紛跟進，利用電視弘法。直到現在，海內外的各電視台都有佛教的節目播出。
其實，不僅電視弘法的路一路走來辛苦，校園弘法也是幾經努力才得以突破封鎖。記得一九五五年，我應台灣大學之邀準備前往講演，但是到了當天卻臨時被通知：講演取消！理由是：佛教不可以進入大學校園！
但是我也沒有因此灰心喪誌，我轉而邀請日本的水野弘元教授到台灣各校園上課，並且陸續到各大學成立佛學社團等。經過我以各種權巧方便來排除各種阻力後，時至今日，不但台灣的各大學經常邀請我到校講演，世界各大名校，如美國的康奈爾、耶魯、哈佛、柏克萊、夏威夷、加州等大學，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義安理工學院，澳洲黃金海岸邦德大學，香港中文、理工大學等，也都曾邀我前往講學。一九八九年我到大陸弘法探親，應邀在北京大學公開講演，成為在中國大陸講學的第一個出家比丘。
另外，在當年同樣屬於佛教禁地的軍隊，在郝柏村先生擔任“參謀總長”任內，便曾邀請我到軍中布教，不但掀起一股軍人學佛的熱潮，尤其一九八八年起，我更陸續應邀到金門、馬祖主持佛學講座及皈依典禮。之後又受“國防部”之邀，在一個月的時間內，連續巡回海、陸、空三軍官校和憲兵部隊、軍事院校、管訓中心等單位弘法，足跡踏遍台灣本島及金門、馬祖、東沙群島、澎湖、綠島、蘭嶼、小琉球等地。一路上更承軍方禮遇，讓我搭乘各種軍車、軍機、軍艦。想我一介和尚，竟能獲此殊榮，這都是仗佛光明，也可見佛法的尊貴。
為了弘傳佛教，普及佛法，我不但首開電視、學校、軍中布教之先例，甚至到監獄舉辦短期出家修道會。此外，還針對社會各種不同的對象，舉辦各種活動，開辦各種課程，諸如成立兒童班、婦女法座會、青年會等，同時舉辦大專、兒童、老人、教師等各種夏令營，以及創辦“人間衛視”，發行《人間福報》，設立“佛光緣美術館”及“佛光緣滴水坊”，乃至舉辦“世界佛學會考”，鼓勵讀書，打造書香社會。尤其首創“素齋談禪”，借著餐會談法論道，數年來也度化了不少社會人士學佛。
我在創辦各種佛教事業、舉辦各種弘法活動的同時，也針對佛教的一些陋習，一一加以改革。首先我感於佛教最大的弊端，就是沒有製度，佛教徒像一盤散沙，彼此各自為政，不但服裝不統一，出家、剃度、傳戒、教育等也都沒有嚴密的製度，因而弊病叢生。
有鑒於此，我在一九六七年開創佛光山的同時，就恪遵佛製，根據“六和敬”的戒律和叢林清規，著手為佛光山訂定各項組織章程，建立各種製度，包括人事管理方麵，我訂定“序列有等級、獎懲有製度、職務有調動”，以及“集體創作、製度領導、非佛不作、唯法所依”的運作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