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曉卉以前讀過一本著名的長篇曆史小說《李自成》，知道了李自成有一個最重要的軍師叫李岩，為河南人氏。
這個李岩何其了得，他是朱明朝廷兵部侍郎之子，中過舉，文武雙全，謀略超群，但是他卻背叛了朝廷而投向流寇闖王李自成，成為明末農民起義中的智囊型人物。
打著闖王旗幟的起義軍從低潮到高潮，從陝西到北京，無不是李岩獻計獻策的結果。他與李自成誌同道合，親密無間，李自成則對他言聽計從，信任有加。
李自成進北京之後，疏遠了李岩，這造成了他在處理滿清的軍事進攻和明王朝殘餘勢力諸問題上的一係列嚴重失誤，有的失誤是戰略性的，因此局勢迅猛逆轉，李自成終於不得不從北京撤離了。清修《明史》對這次推翻了朱明朝廷的農民作了翔實的描繪，其中關於李岩的記載在篇幅上是僅次於李自成的。
抗戰期間，郭沫若在重慶研究了《明史》之後，寫出了一篇非同凡響的警世長文，《甲申三百年祭》。紀念李自成出北京300周年，並試圖總結其成功與失敗的曆史經驗、教訓，指出李自成進入北京後居功自傲，被暫時的勝利衝昏了頭腦而招致失敗，並對二李關係以及李岩所起的作用作了進一步的闡述。
總之，二李合作，起義軍則所向披靡，戰無不勝；二李分裂，起義軍則分崩離析、一敗塗地。發人深思，催人猛醒。
《甲申三百年祭》傳到革命聖地延安，備加讚賞，以之作為整風運動中的必讀篇什。
李岩其人其名， 遂愈益廣為人知。
建國後，不斷有學者在報刊上撰文，重提李岩對明末農民戰爭的影響。但基本上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扣的調子相同，因此可視為對郭氏意見的普及和重複。這可能與身兼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學界和政界所處的顯赫地位有關，他是史學界公認的權威，如果不是泰鬥的話。他對甲骨文研究所作的開拓性貢獻無與倫比。其“戰國封建說”由於得到毛主席的肯定而成為定論，成為惟一暢通無阻的真理，並寫進了教科書（而其他的學說，諸如“兩周封建說”、“魏晉封建說”等等，則因有悖於這一真理而遭到禁錮、封殺）。
所以當20世紀70年代天津的一本《曆史教學》雜誌發表了“李岩是打進李自成領導的起義軍內部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騙取了李自成的信任並極其陰險地將一場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引入絕境”的觀點時，立刻掀起了一場軒然，持各種見解的長長短短的討論文字如雪花般鋪天蓋地出現於各大報紙、高校學報和文史雜誌上。
提山坡的老師自然了注意到了這些討論。
他也研究過《明史》，也曾留意過那些有關李自成和李岩記載，包括《豫變紀略》之類的時人著述，總之，凡是可能找到李自成或李岩事跡的文字，大都看過了，他頗感蹊蹺的是，這些煞有介事的討論究竟有什麼意義，因為大家為之爭得麵紅耳赤的這個李岩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
實際上破綻是顯而易見的，比《明史》中關於李岩的篇幅雖然僅次於李自成，但是整個一部《明史》沒有一處說曾經有什麼人親眼見過他的記載，甚至李自成身邊最親近的將領劉宗敏、牛金星也不曾見過此人。
比如遍查李自成的起義軍曾經到過的1000多座大小縣城的地方誌，均不見李岩其人，而其他所有將領均留下了或多或少的記載。所謂李岩者，實乃李自成也。李自成從米脂起事始，即曾有過“李延”、“李炎”、“李岩”等多個名字。起義失敗後首先在某些小說、野史中出現了有關李岩的零星傳說，而清人修《明史》時之不加深究便予采用，遂致以訛傳訛，憑空造出了這樁令人啼笑皆非的300年公案。
《曆史研究》於1979年發表了提山坡的老師的研究文章，自此有如釜底抽薪，李岩和關於李岩的討論便銷聲匿跡了。
這一次閱讀，使武曉卉作出了一個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