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王伐楚與早期楚史和楚文化研究有極重要的關係，但這樣一件西周史和楚史上的重大事件，卻因為周人的隱諱而蒙上了重重迷霧，甚至連周昭王征伐的對象到底是誰都存在爭議。根據現代學者的考證，周昭王所伐之“楚”並非“楚國”，而是西周時期和楚國並立於楚地的楚蠻。
“楚”有二義，一是指羋姓楚國，二是指南方楚蠻。周成王十九年，楚國先祖熊繹被封為楚子，封地在楚蠻之地，因此楚國與楚蠻有交集，到東周時，楚國崛起吞並了楚蠻，兩者才混為一體。在周昭王時期，楚國爵位不過是楚子，封地僅五十裏，荒僻貧弱[8]。在這種情況下，周昭王不可能盡起六師，傾力南下攻打小小的楚子，更不會收獲頗豐，大小貴族均興高采烈地作器銘功。而且如果周昭王果真的因為南征楚國而喪命，則周、楚必為不可解的死敵，周昭王之子周穆王不可能不報此仇，楚國更不可能在周穆王十四年還作為周朝的封國參與伐徐之役。
而楚蠻在周昭王時期占據地域廣大，大約在今漢水中上遊的丹江地區和下遊的漢東地區，且占據銅礦主產地銅綠山。在先秦時期，銅是極其重要的戰略資源，政治、經濟、戰爭等方方麵麵都廣泛需求。楚蠻雖然人數眾多，分布廣泛，但始終沒有如從前的三苗和後來的楚國一樣形成一個強大統一的政治體，隻是一些分散的部族，這種情形下的楚蠻正適合作為周昭王南下征伐的對象。
昭王南征之“楚”為楚國的說法最早出現於東漢，王逸注《楚辭·天問》。後世學者多信此說，口口相傳代代為繼，使得昭王南征楚國幾成定論。
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除了印證文獻史籍的記述之外，有時還能提供或補充人們所不知的曆史情節。應當感謝考古學家的辛勤勞動，由於他們的發現，我們幸運地獲得了對“昭王南征”這段史跡更全麵的認識。
70年代在周原出土了一批微氏家族的青銅器，其中對西周史事記述的最重要銘文是穆王時代的《史牆盤》，作器人牆世代為周王室的史官（乍冊）。史牆對昭王南征作了完全肯定的評價。銘文說：“弘魯昭王，廣批荊楚，唯狩南行”，說昭王大規模地撻伐荊楚，因為巡狩而到了南方，從而讚揚昭王事業的宏偉（弘魯），銘文中全無“南征不返”之類的遮掩之詞。
收藏在北宋《博古圖錄》和薛尚功《鍾鼎彝器款識》等書中的著名的安州六器是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在安陸（今湖北孝感）出土的一組有銘文的西周中期的青銅器，包括兩件中方鼎、中觶等器，作器人是曾跟隨昭王伐楚的貴族“中”。考古學家綜合研究了這六篇銘文，發現了以往少為人知的昭王南征的紀事。例如中方鼎記述了昭王十六年伐楚，曾命貴族“中”先去南國準備行宮。中方甗則記錄了“中”所走路線經過的地方，其中有方鄧、鄂師、漢中洲等。在另一件中方鼎的銘文中說到昭王十六年伐楚獲勝凱旋歸來，賞給貴族“中”采地（邑）。從各銅器的銘文分析，昭王伐楚是動員了大量的人力，規模也大，有許多貴族都跟隨昭王。
昭王三次南征，把荊蠻的資源當做可以掠取的財報，很多貴族跟隨昭王，這一幕很有中世紀十字軍東征的味道，隻要去打仗，去搶他娘的，大家都會發財。然而，荊蠻之中，還潛伏一個當初子爵小國，楚，如果任憑資源被中原各國掠奪走，楚國也就失去了發展的本錢。所謂斷人財路，如同殺人父母。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在周天子和一眾權貴正在醉生夢死，享受掠奪盛宴的時候，真正的殺機來臨，潛伏在黑暗中的怪獸張開了她的鋒利爪牙，後果就是，周昭王在第三次南征的時候，稀奇的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