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自然是一種假象，而且是腐儒為了維護自己的祖師的形象，下了絕大力氣進行各種虛偽矯飾的結果。這些腐儒們皓首窮經，尋章摘句，對自己的祖師爺究竟有什麼道德上的閃光點，還真總結出幾套聽起來頗為動人的理論來。其中就有所謂的以人為本的社會準則。後代儒門傳頌，周統治者在吸取夏、商兩朝特別是商紂的興亡教訓的基礎上，總結出一套“眀德慎刑”、“敬天保民”的理論。周人認為夏商的滅亡是由於“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強調“天命”的歸屬轉移是以帝王能否“保民”為依據。
保民中的“民”相當於現在的“老百姓”，在當時既包括奴隸，又包括貴族，也就是“自然人”的群體。在周之前，奴隸沒有完全的人格，把奴隸和物品一樣看待，既可轉送，買賣，也可隨意殺戮、陪葬。周以後提出保“民”，把奴隸當人看，禁止陪葬和隨意殺戮，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大進步，是對“人”思想認識上的一個極大飛躍。
周公根據文王“懷保小民，惠鮮孤寡”的思想，進一步提出了“安民、息民、康民、保民、裕民”，“敬德保民”的天人合一宇宙觀，這些思想就是我們今天提倡的“以人為本”社會和諧的源頭所在。
大儒們總結出來的周公第二個賢良的地方，是舉賢任能的用人之道。《禮記·大傳》中記載的“三曰舉賢，四曰使能”等是我們現在漢語中“舉賢任能”一詞的詞源。周人認為國君要治平天下，就必須舉賢任能，發現和提拔優秀人才，參與國事。
先周時期，自從文王執政以後，對人才的重視任用，認識非常明確，用人不分貴賤，不論出身門弟，唯才是用。薑子牙曾為殷商王朝官員，隱居時被文王請回周國，並被拜為軍師兼任丞相。當時不滿殷紂王朝殘暴統治，投奔西周的殷商重臣辛甲、黃飛虎等，一經吸納，便用人不疑，委以重任。對其他棄暗投明的原殷商官兵一概優待任用，對諸侯國來歸順者同樣任用，發揮其作用。
《史記》載：“西伯……禮賢下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由於周邦執行了知人善任，任人唯賢，使岐周大地成了眾望所歸的根據地，麾下集中了不少智能之士，成為推翻商紂王朝的重要力量。文王以後的周人強調國家治理要使用那些“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的人，即要有政治理想和奮鬥目標，要依據仁的精神和擁有高尚的品德，要能善於憫熟地運用業務知識和技能。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要德才兼備。
這些善於用人的傳說，其實發生的曆史事實並不在周公執政的時期，更多的是在文王和武王時代，當時腐儒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父兄的事跡一樣溢美在自己的祖師爺身上，哪怕當初的祖師爺還是一個幼稚的孩童，大家當初誰會對姬周權貴圈內一個小小的孩子，多加以顏色呢，至於幾十載數百年之後，人族竟然說這樣的一個孩童，當初以寬宏的道德吸引了各路賢良前來投靠大周，體現了上天的成人之美，這樣不靠譜的吹噓，也就堂而皇之地在腐儒們的言談認知裏流傳開來了。
腐儒們還給自己的祖師爺加上了禮讓為先的道德風範。《禮記》中說：“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天下之禮……致讓也。”周禮文化中倡導人們在功名權利上要先人後己，在責任義務上要先己後人；為政者要不懷私心，以強國富民為己任；在人際關係處理上要謙虛，尊重別人，寧可失去功名權利乃至生命，也不能與人相欺，即周禮所追求的辭讓與不爭思想。
這一思想被儒門大宗師孔子發展為“禮讓”思想；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舍生取義”、“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思想。在此基礎上，李世民又倡導“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宋代的範仲淹又將其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大聲疾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