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上任以後，正值鐵嶺失陷，遼東一片混亂，形勢洶洶，人心惶惶。
麵對著一片狼籍，他的主要工作是收拾殘局，穩定人心。他大力整頓軍紀，斬逃將，造戰車，治火器，挖溝濠，築城池，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熊廷弼畢竟是一介文人，未經戰陣，缺乏軍人的勇武，除了恢複以外，他似乎也幹不了別的。
要知道，在戰場上，進攻比防守難度要大的多，可以說不是一個概念。
一個普通的人，隻要有人有錢有槍，就可以做好防守。可是要謀劃進攻，沒有較強的軍事才能，是幹不了的。
進攻是有風險的，容易出錯，防守卻四平八穩，很難挑出毛病。人們總是指責那些戰敗的將軍，而對那些沒有作為，也沒有犯錯的將軍確大加讚賞，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明智的。
古往今來，存在這樣一個誤區：
工作做的越多，犯的錯誤也越多，遭到的指責也越多。不幹工作的，什麼錯也不會犯，也不會受到人們的指責。這樣一來，誰還敢幹工作呢？尤其是那些難度大，風險高的工作，出錯的可能性也大，更是無人敢於問津了。
戰場上更是如此，不打仗就不會吃敗仗，就永遠不會犯錯，因此，人們都願意防守而不想進攻。
作為遼東經略，在長達十個月的任期內，熊廷弼隻經略防守，不經略進攻。熊廷弼提出整兵十八萬，同時又將十八萬人撒了芝麻鹽，將他們分布在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布防，毫無厚集兵力，與敵決戰的打算。
熊廷弼的防守消耗巨大，給朝廷增加了很大負擔，他花了大把大把的銀子，卻沒有打一個像樣的仗。
很顯然，朝廷花錢不是讓你與敵人和平共處的，受到彈劾，再所難免。
天啟繼位以後，給事中姚宗文等攻擊熊廷弼“出關逾年，漫無定畫”，並認為不罷免熊廷弼，遼東“必不可保”，於是天啟將他罷免，任命袁應泰為遼東經略，薛國用為遼東巡撫，籌劃再次對後金發起攻勢，恢複撫順和鐵嶺。
然而還沒有等他們發動進攻，後金就己經攻到了城下。
天啟元年（1621年）二月，努爾哈赤利用明朝新舊朝更替，朝臣內部紛爭不斷，無暇東顧之機，發兵攻打遼東真正的大城市沈陽和遼陽。
三月，後金軍進逼沈陽，沈陽是遼東重鎮，明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在此駐守，明軍與後金軍在沈陽展開了激烈的戰鬥。
遼沈戰役是戰爭史上一次詭譎的戰役，過程很曲折，結局很悲壯。《明史》對其記載很簡略，還有許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讓人無所適從。
明軍作戰很英勇，但最終敗在奸細之手，誰是奸細？明史沒有告訴我們。我隱約感到，真相遠比我們所知道的複雜得多，有許多事情我們己經無法考證了。
明史中關於遼沈戰役的記載如下：
“天啟元年三月，我大清以重兵薄沈陽。世賢及總兵尤世功掘塹浚壕，樹大木為柵，列楯車火器木石，環城設兵，守城法甚具。大清先以數十騎來偵，世功兵躡之，殺四人。世賢勇而輕，嗜酒。旦日飲酒，率親丁千，出城逆擊，期盡敵而反。大清兵佯敗，世賢乘銳進。倏精騎四合，世賢戰且卻，抵西門，身被十四矢。城中聞世賢敗，各鳥獸竄，而降丁複叛，斷城外吊橋。或勸世賢走遼陽，曰：「吾為大將，不能存城，何麵目見袁經略乎！」揮鐵鞭馳突圍中，擊殺數人，中矢墜馬而死。世功引兵援，亦戰死。”
從這個記載裏看，沈陽主將賀世賢十分英勇，帶領少量家丁出城迎戰，孤軍深入，遭遇後金主力部隊，被敵人包圍，他邊打邊撤，一直退到沈陽西門，身中十四箭，仍與敵惡鬥。
危急關頭，手下勸說賀世賢脫離戰場，逃往遼陽，賀世賢毅然拒絕，他說：“我為大將，不能在城，有何麵目見袁經略！”（遼陽為經略袁應泰駐地），最後手刃數十人，重傷落馬而死。
剛開始，我被賀世賢的英雄無畏所感動，但是後來越想越不對勁。
作為一個屢經戰陣的總兵官，怎麼可能率一千名“親丁”出城迎戰後金鐵騎，還“期盡敵而返”。這麼做是魯莽無知還是另有目的？
而砍斷沈陽城吊橋的很可能就是賀世賢所部“降丁”。
明史記載：“廣寧總兵李光榮疑世賢所納多，以狀聞。巡撫薛國用亦奏三可慮，兵部尚書崔景榮請拒勿納，而置己納於他所。然世賢所納卒不可散，同列遂謗其有異誌。”
從這段記載我們可以看出，賀世賢仍大量收納“降丁”，廣寧總兵李光榮、遼東巡撫薛國用、兵部尚書崔景榮等人都認為賀世賢招納的“降丁”太多，並勸他“置己納於他所”，但是他仍堅持“所納卒不可散”，以至於大家都懷疑他“有異誌”。